我摇下头，“说不准，或许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树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暧，你不认为10年就像永远永远？”
　　“是啊。”我说。
　　我们穿过树林，走到ICU校园，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热狗。下午两点，休息室电视上翻来覆去推出三岛由纪夫来。音量调节器出了毛病，声音几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吃罢热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个学生骑在椅背上拧了一会音量调节钮，之后作罢，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说。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们仍把双手插进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蓦地醒来时，她正在吞声哭泣。细窄的肩头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颤抖。我点燃取暖炉，觑了眼钟：凌晨2时。夜空中央浮着一轮白亮亮的月儿。
　　等她停止啜泣，我烧水泡了袋装红茶，两人喝着。没有砂糖没有柠檬没有牛奶，仅仅是热茶。之后点两支烟，一支给她。她吸一大口喷出，连续三回，随即咳嗽了一大阵子。
　　“我说，你可打算过杀死我？”她问。
　　“杀死你？”
　　“嗯。”
　　“干吗问这个？”
　　她叼着烟用指尖擦了下眼睑。
　　“只是想问问。”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为什么非杀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烦似的点下头，“只是一下子觉得，给谁杀掉也并不坏。”
　　“我不是杀人那类人。”
　　“是吗？”
　　“大概。”
　　她笑笑，把烟戳进烟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红茶，又点燃一支烟。
　　“活到25，”她说，“然后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