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少少。”她说。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概是说高中一年级（高中！）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同对方困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①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②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①Far East Network之略，美军远东广播电台，总部在洛杉矾。
　　②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之略，国际基督教大学。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赶来离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21岁，再过几周就22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像样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在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以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问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座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个奇特的午后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进大衣袋，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个脚踏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坏梦？”
　　“总做坏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头，又缩回去。
　　“肯定不大想讲，是吧？”
　　“肯定讲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运动鞋小心碾灭。“真想讲的事是讲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扑棱棱”飞起两只鸟儿，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在没有一丝云絮的天空。我们默然望着鸟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开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画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
　　“和你一起睡，我时常悲伤得不行。”
　　“觉得很抱歉。”我说。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为你抱我的时候想别的女孩。那怎么都无所谓。我，”她突然闭住嘴，在地面缓缓拉出三条平行线，“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闭起来，”停了一会我说，“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发生了什么。我本想尽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种事情，不愿意过分夸大或过分讲究现实。但那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