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仗”这个称呼即使没有什么恶毒的地方，但是也决不是一个值得尊敬或是恭维的称号。大维勒先生在说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的脑子里已经挤满了他在金格尔手里一次次败仗的回忆，如果我们说只要加一根羽毛，天平就会倾斜的话，“老炮仗”就是这根羽毛。
　　“我要去追他，”匹克威克先生说，在桌上重重地捶一拳。
　　“后天我要赶车子到伊普斯威契去，先生，”老维勒先生说，“从怀特却波尔的公牛饭店动身；假使你真要去，；还是和我一齐的好。”
　　“就这样，”匹克威克先生说：“很正确；我可以写信到坟堆上，叫他们到伊普斯威契找我。我们同你去。但是你不要忙着走呀，维勒先生；不来点什么吗？”
　　“多谢你了，先生，”维勒先生答，连忙站住了——“也许喝一杯白兰地祝你健康和祝山姆成功，倒还不错吧，先生。”
　　“当然不错罗，”匹克威克先生答。“来一杯白兰地！”
　　白兰地拿来了：维勒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摸摸头发，对山姆点点头，端起来一倒就倒进了他的大嗓子，仿佛那只有一丁点。
　　“干得好，爸爸，”山姆说，“当心点，老家伙，不然的话你要犯那痛风的老毛病了。”
　　“我已经弄到了医这种毛病的灵验的方子啦，山姆，”维勒先生回答说，并且放下了杯子。
　　“医痛风的灵验的方子，”匹克威克先生说，连忙掏出笔记簿子，“是什么药？”
　　“痛风，先生，”维勒先生答，“痛风这种毛病是因为太舒服太适意才有的。要是你害了痛风的话，先生，只要娶一个寡妇，要声音大大的，而且很懂得怎么利用她的声音，那你就决不会再发痛风病了。这是个不能再好的药方子，先生。我真的吃过，我能够担保，凡是因为太快活生出来的毛病都治得了。”维勒先生传授了这有价值的秘方之后，又喝了一杯，使了一个勉强的诙谐眼色，深深叹一口气，慢慢地走开了。
　　“唔，你觉得你父亲说的怎么样啊，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问，微微一笑。
　　“怎么样，先生！”维勒先生答：“嘿，我觉得就像蓝胡子[注]的私人牧师淌着怜恤的眼泪埋葬他的时候所说的，他是夫妇关系上的牺牲。”
　　这种非常恰当的结论当然是无可挑剔的，所以匹克威克先生付过账之后就继续往格雷院走去了。可是他走到它那隐僻的小树丛那里时，钟楼的钟已经敲了八点了，于是各式各样衣着污秽和变了色的衣服的绅士们组成源源不断的人流，开始下班回去了。
　　爬了两层陡峭而肮脏的楼梯之后，他发现他的预料果然实现了。潘卡先生的“大门”关着，维勒先生在上面踢了又踢，接着还是寂静无声，这说明办事人员已经休息去了。
　　“这才有趣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我非找到他不可，一个钟头也不能耽搁的；今天晚上我别想闭一闭眼睛了，除非我能称心如意地想到我已经把这事托了一个专家。”
　　“有一个老婆子上来了，先生，”维勒先生答：“也许她知道我们在哪儿可以找到个把人的。喂，老奶奶，潘卡先生的人在哪里？”
　　“潘卡先生的人吗，”那瘦削的、穷苦相的老婆子说，停下来喘气——这是因为上楼梯的原故——“潘卡先生的人走了，我只是来收拾办公室的。”
　　“你是潘卡先生的用人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我是潘卡先生的‘洗衣妇’，”老太婆回答说。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一半对着山姆，“真是奇怪的事情，山姆，他们把这些法学院的老太婆叫做‘洗衣妇’。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她们死也不情愿洗什么东西吧，先生，”维勒先生回答说。
　　“对极了，”匹克威克先生说，对老太婆看看，她的样子和她这时打开了门的办公室一样，对于应用肥皂和水表现出根本不相容的神情：“你知道我到哪里可以找到潘卡先生吗，我的好奶奶？”
　　“不，我不知道，”老太婆回答，粗声粗气地：“他现在不在伦敦。”
　　“倒霉，”匹克威克先生说：“他的办事员呢——你知道吗？”
　　“唔，我知道他在哪儿，不过他不欢喜我告诉你呀，”洗衣妇说。
　　“我有很要紧的事情找他，”匹克威克先生说。
　　“明天早上不行吗？”那妇人说。
　　“不大好，”匹克威克先生说。
　　“也罢，”老妇人说，“假使是很要紧的事，我就说了他在什么地方吧，我想说了也不碍事的。你们只要到‘喜鹊和树桩’去，到柜台上问劳顿先生，他们就会带你们去，他就是潘卡先生的办事员。”
　　她又说明了这家旅馆是在一条胡同里，既在克来市场的邻近、又是紧靠着新旅社的后面；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得了这些指示，安全地下了那摇摇晃晃的楼梯，开始寻问“喜鹊和树桩”的所在。
　　劳顿先生和他的同伴们经常光顾的酒馆是个非常普通的xx酒楼的地方（即酒店和旅店的地方）。老板是个挺能干的人，这一点凭着他把酒吧间的窗户下面搭出来的像轿子那样大小和那样形式的小搁楼分租给一个补鞋匠就足以证明了。而且他是一个心地仁慈的人，这只要看看他对一个面饼师傅的爱护就明白了——那面饼师父公然就站在店辅的台阶上卖他的点心，也没有人来干涉。
　　在酒楼下面的八扇挂了郁金色窗帘的窗户上，悬挂着两三块宣传德文群的苹果酒和丹吉克枞叶酒的招牌，另外还有一个黑板上面写了在这里的地窖里收藏了五十万桶双料烈性麦酒，叫人心里想起一种未必不乐意的怀疑。另外我们不要说说这幢大厦的最后一点外貌——这就是那风雨剥蚀的招牌，上面是一只只有一半身子的喜鹊正一心一意地瞅着图上的一根弯曲的线条，这就使街坊邻里很小就知道什么叫做“树桩”的东西。
　　匹克威克先生走到柜台旁边的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从里面一幅帷幕后面钻了出来，出现在他面前。
　　“劳顿先生是在这里吗，太太？”匹克威克先生问。
　　“是的，先生，”老板娘回答说。“来，查理，带这位绅士到劳顿先生那里去。”
　　“现在还不能去，”一个蹒跚着走过来的红头发的侍者说，“因为劳顿先生正在唱一支滑稽歌，他要不高兴的。马上就完了，先生。”
　　红头发的侍者刚说完，就发出一阵极其一致的擂桌子的声音和酒杯的丁当声，宣布歌唱终结了；匹克威克先生叫山姆在酒吧间里自寻乐趣，就让自己被引到劳顿先生那里去。
　　听到有位绅士找他的通报之后，那位坐在桌头上的楼子里的胖脸青年有点惊讶地抬起头来，询问似地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了一眼，看了之后，他的惊讶一点也没有减少，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绅士。
　　“对不起，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并且我也很抱歉打扰别的绅士们，但是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假使你让我花费你五分钟的工夫到房间这头来谈谈，我就感激不尽了。”
　　胖脸的青年人站了起来，拉了一张椅子靠近匹克威克先生在房间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下，注意地倾听他的不幸的故事。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完的时候青年人说，“道孙和福格——他们的手段厉害哪——是十分的会讲生意经的人，道孙和福格他们，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承认道孙和福格的手段厉害，于是劳顿就继续说下去。
　　“潘卡不在伦敦，而且在下星期周末之前也不会来；但是你假使需要辩护，并且假使你愿意把文件交给我，我可以先办妥他回来之前所要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