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 三 一块玉米面饼的故事

  发生这段故事的时期,罗兰塔的小屋里是住着人的。假若读者想知道住在那里的是谁,只需听听这三位好朋友的谈话就行了。在我们请您注意老鼠洞的时刻,她们恰好沿着河岸从沙特雷门向格雷沃广场走去。
  这三位妇女中有两位穿着有身分的巴黎妇女的服装。她们那精美的白围巾,她们那红蓝条花的麻毛混纺的裙子,她们那紧紧裹着腿肚、脚踝的彩色绣花的白丝袜,她们那黑底方头的黄皮鞋,尤其是她们的帽子,就象如今的乡村妇女和俄国近卫军掷弹兵戴的帽角上装饰着丝带和花边的那一种,这些都表明她们是属于富裕的商妇阶层,是介于仆役们称之为“太太”和“夫人”
  之间的女人。她们并没有带戒指和金十字架,但也容易看出那并非由于穷苦,而是因为她们天真地害怕罚款罢了。她们的同伴和她们的打扮差不多,可是她的装束和姿态却有某种一看就知道是外地人的气派。从她把腰带束在腰部以上的样儿,就看得出她到巴黎还没有多久,何况还有她那打褶的围巾,鞋上的缎带结子,裙子条纹是横的而不是直的,以及其他区别于高雅趣味的荒谬之处。
  为首的两个用巴黎妇女领着外省妇女参观巴黎的特别步伐向前行走。那个外省妇女手里搀着一个胖男孩,男孩手里拿着一大块饼。
  很抱歉,我们必须说明,他因为感到天气很冷,就用手巾把嘴捂着。
  孩子落在后头,象维吉尔说的“迈着摇晃不稳的步子”①,并且老是跌跤,急得他母亲大声叫喊。事实上他只管盯住烙饼,根本没看石板路。显然有什么重大理由使他不敢把那块饼咬一口,因为他只不过温柔地看着它罢了。但那位母亲本来应该亲手拿着那块饼的,把胖小鬼弄成了一个坦塔罗斯②可有点残忍呢。
  ①原文是拉丁文。
  ②是古代里底亚国王,因为得罪众神,被罚永远挨饥受饿,想喝水时水就从嘴边流掉喝不着,想采果子时树枝就高举起来采不到。
  这时那三位太太(因为“夫人”这个称呼只能用于贵族妇女)同时说起话来。
  “我们得赶快,马耶特太太,”三人中那个最年轻也最胖的对那个外省来的说道,“我担心我们会到得太迟哪。我们在沙特雷城门口就听说马上就要把他带到刑台上去了。”
  “啊,啐!你说什么呀,乌达德·米斯尼哀太太?”另外那个巴黎女人说,“他要在刑台上待两个钟头呢,我们还赶得上。你看见过刑台吗,亲爱的马耶特?”
  “看见过的,”那外地女人说,“在兰斯①。”
  ①兰斯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
  
  “啊啐!你那兰斯的刑台什么样儿?那不过是一只罚乡巴佬示众的破笼子罢了。这算得什么大不了的玩意!”
  “乡巴佬的!”马耶特说,“兰斯的绸布商场的刑台上我们可见识过体面的犯人呢,都是谋杀父母的哟!你说是乡巴佬!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吉尔维斯?”
  那外地女人为了维护她那刑台的荣誉,差点要发脾气了。幸好小心的乌达德及时掉转了话头。
  “那么,马耶特太太,你认为我们那些弗朗德勒使臣怎么样?你们兰斯也有这么漂亮的使臣吗?”
  “我承认,”马耶特回答,“只有在巴黎才能看见这么漂亮的弗朗德勒人。”
  “你看见那些使臣中间那位胖子袜店老板吗?”乌达德问道。
  “看见了,”马耶特回答,“他的神气活象个萨蒂纳②。”
  ②萨蒂纳是希腊神话里森林之神,是生着羊角及羊蹄的半人半兽神。
  “还看见了那个脸孔象个大肚皮的胖子吗?”吉尔维斯问,“还有那个小眼睛,红眼皮,胡子拉碴象只刺猬的小矮个儿?”
  “他们的马多好看呀,”乌达德说,“全都是照他们自己国家的方式打扮的!”
  “啊,亲爱的,”外地来的马耶特也神气地说道,“要是你在六一年——就是十八年前举行加冕礼的时期,在兰斯看见了王子们和王室侍从们的那些马匹,你又会怎么说呢?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马鞍和装饰品,有些是用大马士革布做的,有些是用金色细布做的,还镶着黑貂皮;有些是用天鹅绒做的,灰鼠皮衬里;还有些镶着珠宝,挂着大大的金铃银铃。那要值多少钱呀!坐在马上的随从都是多么漂亮的小伙子!”
  “不对。是在总督府。”
  “确实是在小波旁!”
  “当然是在总督府,”乌达德尖刻地说,“斯古阿伯尔博士还用一番拉丁话向他们致词来着,他们听得很满意呢。这是我那当书店老板的丈夫告诉我的。”
  “当然是在小波旁,”吉尔维斯同样激动地说道,“红衣主教大人的会计还送了他们十二夸尔掺混着玫瑰露的白葡萄酒,二十四只里昂镀金衣箱,许多每支两磅重的火炬,六桶半波纳酒,那种又白又清亮的再好不过的酒。
  我想这是真的。我是从我丈夫那儿听说的,他是五十个接待员里面的一个,他今天早上还把他们同勃雷特·让以及特莱比绒德皇帝的那些使臣比较来着,那些人是在前一个朝代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黎来的,耳朵上都戴着金环。”
  “他们的的确确是在总督府吃的晚饭,”乌达德说,有点被刚才那些炫耀的话激怒了,“人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酒肉和糖果呢。”
  “我告诉你,我说他们是由城里军警护卫着在小波旁大厦用晚餐的,是你弄错了!”
  “是在总督府,我告诉你!”
  “是在小波旁,亲爱的!魔术般的玻璃灯还照见了写在大门道里的‘希望’两个字呢。”
  “是在总督府,是在总督府!于松·勒瓦尔还吹了笛子呢!”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是这样!”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
  好心的肥胖的乌达德还打算再争论下去,她们的口角眼看要尖锐化了,要不是马耶特突然喊道:“瞧那边桥头上挤着多少人呀!他们好象围在那儿瞧什么呢。”
  “真的呢,”吉尔维斯说,“我听见小鼓的声音,我想那是小爱斯梅拉达同她的小羊在表演滑稽戏了。赶快,马耶特!加快脚步拽着你的儿子跑吧!
  你到巴黎来就是为了看热闹的,你昨天看过弗朗德勒使臣们,今天该看一看埃及姑娘了。”
  “埃及姑娘!”马耶特说,一面紧紧抓住她儿子的胳膊急匆匆地赶路,“上帝保佑我吧!她会把我的儿子拐去的呀!来,厄斯达谢!”
  她从码头上朝格雷沃广场跑去,直到远远离开了那座桥。这时她拽着跑的孩子跌倒了,她这才喘着气停住脚步。乌达德和吉尔维斯也赶上了她。
  “埃及姑娘会拐走你的孩子!”吉尔维斯说,“你这个想法真是古怪!”
  马耶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
  “更古怪的是,”乌达德说,“那个教姊对埃及女人也有这种看法。”
  “你说的是哪一个教姊?”马耶特问道。
  “呃!”乌达德说,“就是居第尔教姊呀!”
  “谁呀?”马耶特又问,“谁是居第尔教姊?”
  “你真是个地道的兰斯人,连这也不知道!”乌达德回答,“就是‘老鼠洞’里的隐修女呀!”
  “怎么!”马耶特问,“就是我们要给她送饼去的那个女人吗?”乌达德点点头表示肯定。
  “正是这样。你马上就会在格雷沃广场那个小窗口上看见她了。对于那些敲着手鼓给人算命的埃及流浪人,她的看法同你一样。不知道她怎么会害怕吉普赛人和埃及人的。可是你呢,马耶特,你为什么一听说埃及人、吉普赛人就掉转脚跟跑开呀?”
  “啊,”马耶特双手捧着她孩子的圆脑袋说,“我不愿遭遇到巴格特·拉·尚特孚勒里遭遇过的事。”
  “啊,看来你要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了,我的好马耶特。”吉尔维斯拉着她的胳膊说。
  “我很愿意,”马耶特回答道,“但你真是个地道的巴黎人,连这也不知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讲这个故事就停住不走。巴格特·拉·尚特孚勒里是个十八岁的漂亮姑娘,那时我也才十八岁,就是说十八年以前,她如今不是象我这样丰满鲜活的三十六岁的有丈夫有孩子的母亲,那是她自己的过错。并且从十四岁就开了头,那也太早啦!她是兰斯船上提琴手居倍尔多的女儿。当查理七世行加冕礼的时候,国王乘船由我们的维斯尔河顺流而下,从西耶里到米松去,在国王面前拉提琴的就是他,当时比塞尔太太也在那只船上。老父亲死去的时候,巴格特还是个小孩,从此她就只有母亲了。她母亲是马蒂厄·布拉东先生的妹妹。马蒂厄·布拉东是巴黎的巴亨卡兰街上一个黄铜器商人和锅匠,去年才过世。你看她倒是个好人家出身的。她母亲是个善良的女人,只教巴格特学做点针线活和玩具,总算把小姑娘养得挺壮实,但他们依旧是十分穷苦。她俩孤苦地住在兰斯城沿河的一条名为‘困难过多街’上。请注意,我想这就是使巴格特倒霉的原因。
  在六一年,就是上帝保佑的我王路易十一行加冕礼的那一年,巴格特已经长得十分活泼漂亮,大家光叫她尚特孚勒里①了。可怜的姑娘!她的牙齿很漂亮,她总爱笑,好让人瞧见她的牙齿。可是,爱笑的姑娘就会爱哭,漂亮牙齿往往使眼睛受苦。尚特孚勒里就是这样。她同她母亲一道挣钱过着苦日子。自从提琴手死后,她们家就败下来了,她们做的针线活每礼拜顶多才给她们赚到六个德尼埃,全部只够换两个金币,她父亲居倍尔多在加冕礼的时期拉一次提琴唱一曲歌就能赚到十二德尼埃的日子再也没有哪。那年冬天,就是六一年的冬天,这两个女人既没有木块也没有柴火来生火,天气却冷得要命,尚特孚勒里的脸色红得更好看了,男人都喊她:‘巴格特!’有些人还叫她:‘巴格丽特!②’她就这样堕落啦。厄斯达谢,我看你要咬那块饼了!我们在一个礼拜天看见她胸前佩着个金十字架上教堂去,就明白她堕落了。一个十四岁的姑娘呀,你想想!第一个情人是果尔芒特耶子爵,他的城堡在离兰斯三哩的地方。第二个是亨利·德·特里安古,国王的骑士。第三个职位低些,是个带徽章的执达吏。往下数去,还有国王的能干仆役居耶里·阿倍雍,太子殿下的理发师马塞·德·佛雷比,大厨师代勿南·勒·慕昂。此外还有年纪更大身分更卑微的人,她落到了年老的流浪歌手居约姆·拉新和掌灯人提耶里·德·梅尔的手里。于是可怜的尚特孚勒里成了每个人的情妇。她的金币已经不值钱了。我还能给你们讲什么呢,太太们?就在国王举行加冕礼的那同一个六一年,她给一个流氓头儿铺床叠被哪!就在那同一年呀!”
  ①“尚特”法文原意是歌唱,“孚勒里”是开花的、容光焕发的意思。
  ②巴格丽特是巴格特的爱称。
  马耶特叹息着,揩掉滴下的眼泪。
  “这个故事算不上怎么别致呀,”吉尔维斯说,“我也看不出它同埃及姑娘和孩子们有什么相干。”
  “耐心听吧!”马耶特说,“说到孩子,你会听我讲到一个孩子的。在六六年,就在距离本月份的圣保尔节十六年以前,巴格特生下了一个女儿。
  不幸的女人,她高兴极了,她早就盼望生个孩子。她的母亲,那一直闭着眼什么都不知道的好女人,已经死去了,巴格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谁可以爱,也没有谁爱她了。自从堕落之后,五年来她一直是个悲惨的人儿,可怜的尚特孚勒里,她是孤单的,她孤苦零丁地过活,被人指指点点,在大街上被人叫骂,被军警殴打,被那些破衣烂衫的小男孩作弄。接着她满了二十岁。
  二十岁,这个年龄对于恋爱的女人来说已经太老了,除了经常做的针线活之外,她那种生活什么也没有带给她。来了一条皱纹,就去了一个银币。冬天对于她又艰难起来,她的火炉里又没有木柴,食橱里又没有面包了。她再也不能干活,因为自从过着放荡生活以来,她就变懒了。她的伤感更加多起来,因为自从变懒以来她就放荡了。至少圣雷米的本堂教士先生在解释那一类女人为什么到老年就比别的穷女人更加挨冻受饿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是哪,”吉尔维斯提醒说,“但是埃及人在哪儿呢?”
  “等一会呀,吉尔维斯!”比较有耐心的乌达德说,“假若一切都要从头讲起,那得什么时候才讲得完呢?讲下去吧,马耶特,为了那可怜的尚特孚勒里,我求你讲下去呀!”
  “那,”乌达德干巴巴地说,“也比不上昨天弗朗德勒使臣们骑的马漂亮!他们是到总督府去赴商会会长的晚宴的,给他们准备了葡萄酒、糖果、蜜饯和许多别的美味。”
  “你说什么,我的邻居?”吉尔维斯嚷道,“弗朗德勒使臣们是由红衣主教大人在小波旁府邸招待晚餐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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