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 二、“这个要消灭那个”

  请读者允许我们停顿一下,好弄清楚副主教说的“这个要消灭那个,这本书要消灭那座建筑”这两句难懂的话包含着什么意思。
  照我们看来,这一意思有两方面。这首先是一种神甫的思想。这是僧侣在新的代理者印刷术跟前的恐惧。这是一座圣殿上的人在古腾堡①光辉的印刷品跟前的惊恐和晕眩。这是讲道同手稿、讲出来的话以及写下来的话对于印出来的话所感到的惊慌不安,这好象是一只燕雀看到天使莱戎张开六百万只翅膀时所感到的那种麻木。这是预言家已经听到解放了的人类在轻微细语和开始活动时发出的惊呼,他看出了将来智慧要代替教义,舆论要推翻信仰,人们要摆脱罗马。这是哲学家在看到人类的思想被印刷术所截取,在神权政治的蓄水槽里蒸发干时所作的预言。这是兵士在观察青铜破城鎚时说“塔快要倒了”所感到的恐怖。这表示一种权力要被另一种权力所取代。这意思就是说:“印刷品要消灭教堂。”
  ①约翰·古腾堡(1400?—1468),德国印刷工人,发明活版印刷术。
  但是我们认为,在第一层简单的意思下面,还有另一层更新的意思。它是第一层意思的一个推论,不那么容易看出,却比较容易发生争议。它纯粹是一种哲学观点,不再是神甫的见解,而是学者和艺术家的见解了。它预示着人类的思想在改变形式的同时也将改变表现方式,每代人的思想不再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材料来写,哪怕是用石头写的十分坚固持久的著作,也将让位给用纸张印刷成的更加坚固更加持久的著作。因此副主教的含糊的话还有第二层意思,它表示一种艺术将要推翻另一种艺术,它的意思是说:“印刷术要消灭建筑艺术。”
  事实上,自从洪荒时代直到公元十五世纪,建筑艺术一直是人类的大型书籍,是人在各种发展状况里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可以是力的表现,也可以是智慧的表现。
  当最初几代人的记忆感到负担过重的时候,当人类记忆的行李变得沉重和繁杂的时候,当名言没有收集、失散开去,有可能完全消失的时候,人就用最容易看见,最持久,同时又最自然的方式,把它们抄写在泥土上。人们把各种习俗刻写在一座座纪念碑上。
  最早的纪念碑就象摩西①所说,是用“没有被铁碰过”的石头修成的。建筑艺术开始的时候就象书法一样,起先它是一些字母。人们把一块石头竖起来,这就是一个字母。每个字母都是象形的,每个象形字都代表一些概念,就象柱顶上的花叶雕饰一样。最初几代人同时在世界各地这样做。在亚洲西伯利亚的克尔特人中,在美洲的潘帕斯草原上,到处可以看见一些“竖起的碑石”。
  稍后一些时,人们就创造单词。人们把石头堆叠起来,把花岗石的音缀拼合起来,动词便试着去把这些词联接起来。克尔特人的石棚和石环,伊特鲁立亚②人的坟墓,希伯来人的墓室,这些都是单词。有些是专有名词,尤其
  是那些坟墓。有时,只要有很多石头和一个宽阔的场所,人们就写出一句话来。卡纳克③巨大的土石堆积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表达形式了。
  ①摩西,古代犹太人的领袖。《圣经·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带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迁回迦南(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地区的古称),并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犹太教认为《圣经》的首五卷出自摩西之笔,故有《摩西五经》之称。
  ②伊特鲁立亚,意大利古代一地区名。
  ③卡纳克是古埃及南方名城比底斯废墟上的两大村落之一。
  
  最后人们就开始著书。传说产生了符号,而且在符号底下消失了,就象树干消失在它的枝叶下面一样。所有这些人类所信赖的符号增多起来,聚集起来,交错起来,愈来愈繁杂。最初的几个纪念碑容纳不下它们了,它们散布到各处。当时这些纪念碑还勉强能表达原始的传统,这些象纪念碑一样简单,毫无修饰而且半埋在土中的传说。象征需要在建筑上开花,于是建筑艺术同人类的思想一道发展起来,它成了千头万臂的巨人,把有着象征意义的飘浮不定的思想固定在一种永恒的,看得见的,捉摸得到的形式下面。
  当代表才干的代达罗斯测量的时候,当代表智慧的俄耳甫斯歌唱的时候,柱子就是一个字母,拱廊就是一个音节,方尖塔就是一个单词,它们同时被一条几何学的定理与一条诗律所组合,在地面上聚集起来,连接起来,混和起来,上升下降,排列成行,耸入天际,直到它们按照一个时代的一致观念写出了这些最好的书——也是最好的建筑,如艾克林加的塔,埃及的拉姆雪昂以及所罗门神庙。
  主要的概念——动词,不只是表现在建筑的内部,而且也表现在它的外形上。例如所罗门神庙,它绝不单纯是圣书的封面,它就是圣书本身。在这座神庙的每一间有着同样内容的关闭着的大厅外面,神甫们能读到那些出现在眼前的被表达和显示出来的动词。他们就这样从一座祭台间到另一座祭台间看着这个被表达的动词的种种变化,直到他们最后在神庙的圣幕那里看到它的最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还是属于建筑艺术的,那就是圣约柜①。动词就是这样被封闭在建筑物里面,但它的形象却停留在建筑物的外表上,就象装木乃伊的棺材上面画有人的肖像一样。
  ①这里作者把建筑艺术的发展和句子的构成作对比。作者认为原始社会的建筑如同字母,后来有所发展,就好比进到单词阶段,到宏伟的教堂出现时也就等于构成了一句完整的句子。在句子里动词是相当重要的,而在教堂里最神圣的地方是祭台间里的圣约柜,这是安放摩西十诫的地方,所以作者把圣约柜和动词相比。
  不仅是建筑的形式,就连他们所选择的地点都显露出它们所代表的思想。根据所要表现的象征性的东西是雅致还是阴暗,希腊人在山顶上修一座庙宇来使山峰看上去更为和谐,而印度人则开山劈岭,为了建造由一排排巨大的花岗岩石象支撑的地下怪塔。
  这样,在世界最初的六千年里,从印度斯坦最古老的塔到科隆的大教堂,建筑已经成为人类的伟大手迹。这是千真万确的,不但一切宗教的象征,而且连人类的全部思想,在这本大书和它的纪念碑上都有其光辉的一页。
  一切文明始于神权政治而终于民主。继统一而来的这个自由法则,也写在建筑艺术里。因为,假若我们坚持这一观点,就不必相信泥水工程只能修建庙宇,只能表现神话和成为司祭的象征,只能用象形文字来把作为法则的神秘的十诫书写在这些石头的篇页上。假若情况就象我们所说的那样,假若整个人类社会忽然碰到那么一天,神圣的象征在自由思想下面失去影响和消失了,那时候人就要躲开神甫,哲学与制度的肿瘤就要侵蚀宗教的面目,建筑艺术就不再表现人类精神的新状况,它那些正面写得满满的篇页,反面将会是空空如也,它的作品将被大肆删节,它的书将会是不完整的了。不过情况还不完全是这样。
  就以中世纪为例。这个时期离我们较近,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在它最初的时期,在神权政治统治整个欧洲的时期,那个时期梵蒂冈①把那个倒塌在加比多尔②山附近的罗马遗迹重新组织在自己的周围,重新再组合成一个罗马。那个时期基督教开始在古代文化的破砖碎瓦中找寻社会的每个地层,并且在它的遗址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等级制度的世界,而僧侣就是这个世界的拱顶石。
  ①梵蒂冈是罗马教廷所在地。
  ②加比多尔,罗马的七座山陵之一,上有朱比特神庙。  
  
  这时人们首先在这一片混乱里听到,随后在基督教的气氛下,在蛮族①的手底下逐渐看到发掘出来的希腊罗马式建筑物的残余,这种神秘的罗曼式建筑,它是埃及和印度的神权时代泥水工程的姊妹,一种纯粹天主教的永恒标志,一种表现罗马教皇的统一权力的不变的象形文字。那个时代的整个思想,实际上都是写在那罗曼式的阴暗风格上。人们在那儿到处都感觉得到权威、难测、绝对、格雷果瓦七世;到处都是牧师,不是普通人;到处都是上等阶级,决没有平民。然而十字军来了。那是一个群众性的大运动,而凡是群众性的大运动,则不论其起因及其目的如何,总是在最后的阶段带来了自由的精神。新的事物即将出现,于是雅克团、布拉格派和联盟的暴风雨时代来临了。权威动摇了,统一分裂了,封建制度要求同神权制度分享权利,它等待着人民的加入,这是必然的,象常有的情形那样,来要求该得的那份权利。“因为我的名字叫狮子。”②领主政权从僧侣团体下显露出来,而公社又在领主政权下滋长起来。欧洲的面貌变了。好哇!建筑的式样也改变了。
  ①古代希腊罗马人用以指外族人的称呼。
  ②这句原文是拉丁文。
  象整个文明一般,它也翻过了一页。时代的新精神发现它已准备好按照它的启示来写作。它同尖拱一道和十字军一起回来,就象民族获得了自由一样。
  于是,当罗马逐渐瓦解的时候,罗曼式建筑艺术就死去了。象形文字抛弃了大教堂,跑去装饰城堡主塔,以便给封建制度增加一点威望。而过去充满教理的大教堂本身,从此就被市民、公社和自由思想淹没了,它逃脱了神甫,而落入艺术家之手。艺术家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建造它。永别了,神秘性、神话性和规律性。于是来了幻想和任性。神甫既然有了自己的大教堂和祭坛,也就没什么可说。四壁都是艺术家的。建筑艺术这本书不再属于僧侣,不再属于宗教,不再属于罗马;它是属于想象,属于诗歌,属于人民的了。由此而来的这个只有三个世纪的建筑艺术的迅速而无数的改变和这个已有六七个世纪的罗曼建筑艺术的停滞不前相比,这是多么不同啊。这时的艺术用巨人的步伐前进着。群众的才智和独创性完成了过去主教的工作。每一代人走过时都要在这本书上写下一行字。他们抹去了大教堂正面古老的罗曼象形文字,我们顶多还能看见在他们那新的象征下面四处显露出来的教义。民间的帏幔使人很难想见宗教的骸骨。人们无法想象当时建筑师的放肆,甚至对待教堂也是如此。那刻着男女修士们无耻地混杂在一起的柱顶雕饰,如在巴黎司法宫的壁炉大厅;那用各种文字刻成的挪亚①历险记,如在布尔日教堂的大门廊;那个长着驴耳,手里举着酒杯在一大群人面前笑闹的喝醉酒的修士,如在波歇韦尔修道院的洗脸台上所见。至于写在石头上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存在着一种特权的,同我们今日的印刷的自由十分相象,那就是建筑艺术的自由。
  ①挪亚是圣经里的一位族长,曾奉上帝之命修造方舟,使许多人免于被洪水淹没。
  这种自由走得很远,有时一道门廊、一堵前墙、甚或整座教堂都表现出一种与宗教毫无关系、甚至与教堂敌对的象征意义。巴黎的居约姆在十三世纪,尼古拉·弗拉梅尔在十五世纪,就在这些骚动的篇页上留下了他们的字迹。圣雅克·德·拉·布谢里教堂就完全是一座矛盾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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