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帽子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保罗说，“你为什么不修整修整？”
　　“我应该揍扁你的脑袋，说话没有一点分寸。”莫瑞尔太太说着，勇敢地把黑帽子的帽带系在下颌。
　　她又瞥了那个盘子一眼。她和对手——那个卖陶器的，都感到不自在。好象他们之间有什么隔阂似的。突然，他大声喊道：
　　“五便士你想买吗？”
　　她吃了惊，停了下来，拿起那只盘子。
　　“我要了。”她说。
　　“你帮了我的忙，对吗？”他说，“你最好再对盘口吐口唾沫，就像别人送给你什么东西，你还嫌弃似的。”
　　莫瑞尔太太冷冷地给了他五便士。
　　“我不觉得你把它送给了我！”她说，“如果你不愿意五便士出手，你可以不卖给我。”
　　“这个破地方，如果能白送掉东西，倒是幸运了。”他生气地喊道。
　　“是啊，买卖有赔有赚。”莫瑞尔太太说。
　　她已经原谅了这个卖陶器的男子。他们成了朋友。她现在敢摸摸那些陶器了，并因此而高兴。
　　保罗在等她，他盼着她回来。她通常这时候心情最好——得意而疲惫，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而且，精神上也很充实。他听见她的轻快的脚步从门口传来，就从他的画架上抬起头来。
　　“唉！”她叹了口气，站在门口冲着他笑。
　　“天啊，你拿了这么多东西”他惊呼着，放下他的画笔。
　　“是的。”她喘着气，“该死的安妮还说来接我。太重了！”
　　她把网兜大包小包扔在桌上。
　　“面包好了吗？”她问着向烤炉走去。
　　“烤最后一炉。”他回答，“你不用看，我记着呢。”
　　“哦，那个卖陶器的！”她说着关上烤炉的门。“你记得我以前说他是怎样一个无赖吗？现在，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坏。”
　　“是吗？”
　　孩子被她的话吸引了。她摘下了那顶黑色的圆帽子。
　　“是的，我觉得他挣不了多少钱——不过，现在人人都说他发了——就让人讨厌他。”
　　“我也会这么看的。”保罗说。
　　“是啊，这也难怪。最后他还是卖给我了——你猜我用多少钱买下这个的？”
　　她打开包盘子的破报纸拿出那只盘子，站在那里喜形于色地看着它。
　　“让我看看。”保罗说。
　　两个人就站在那儿，心满意足地欣赏这个盘子。
　　“我可喜欢矢车菊图案装饰的东西。”保罗说。
　　“对了，我想起你给我买的那个茶壶……”
　　“一先令三便士。”保罗说。
　　“五便士！”
　　“太值了，妈妈。”
　　“是的，你知道吗，便宜得几乎像是偷来的呢。不过，我今天花的钱已经够多的了，再贵我就买不起了。而且，如果他不乐意，他可以不卖给我。”
　　“是啊，他不愿意卖，就不用卖嘛。”保罗说。他们彼此都在安慰对方别以为是坑了那个卖陶器的。
　　“我们可以用它来盛炖水果。”保罗说。
　　“还可以盛蛋糕或果子冻。”母亲说。
　　“要不，就盛水萝卜和葛芭。”他说。
　　“别忘了正在烤的面包。”她说，声音里充满喜悦。
　　保罗看看炉子里面，拍了拍底层的那只面包。
　　“好了。”他说着把面包递给她。
　　她也拍了拍面包。
　　“好。”她一边回答一边开始打开包，“哦，我真是一个爱乱花钱的女人，我知道这样会倾家荡产的。”
　　他心急地凑到她旁边，想看看她买了些什么贵东西。她打开报纸，露出几株紫罗兰和深红色的雏菊。
　　“用了四便士呢。”她抱怨着。
　　“真便宜！”他大声说。
　　“是啊，可是这个星期根本不应该买这些。”
　　“它们多漂亮呀！”他赞叹道。
　　“是的！”她说，乐得忘乎所以，“保罗，你看那朵黄色的，像个老头的脸。”
　　“像极了！”保罗喊到，弯下腰来闻着花，“真香！不过花上尽是泥。”
　　他冲到洗碗间，拿了块绒布，仔细地擦洗着紫罗兰。
　　“看这些水灵灵的花。”他说。
　　“真好看！”她赞叹着，觉得心满意足。
　　斯卡吉尔街上的孩子们交朋友十分挑剔。莫瑞尔家住的那一头没有多少小孩子。因此，这几个孩子更加要好，男、女孩子们一起玩，女孩子参加打仗和一些粗鲁的游戏，男孩子们也加入到跳舞、转圈和过家家游戏。
　　安妮、保罗、亚瑟很喜欢没有雨雪的冬夜，他们在家里等到矿工们全都进了家门，天色完全黑下来，街上不再有人时，才围上围巾出去。他们跟其他矿工的孩子一样，不愿意穿大衣。门外一片漆黑，四周朦朦胧胧，看不清任何东西，坡下有簇簇灯火，这就是敏顿矿井，对面远处也有一些灯光。那是席尔贝矿井。最远处那些微弱闪烁的灯火似乎穿破了黑暗，一直沿伸出去。孩子们焦急地顺着大路向田间小道尽头的灯柱望去。如果那光亮处没人他们就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路灯下面，在夜色里可怜兮兮地望着那些黑乎乎的屋舍。突然，看见一位上身穿件短外套、下着裙子，两腿修长的小姑娘飞跑过来。
　　“比利·菲林斯和你家的安妮，还有艾迪·达肯在哪？”
　　“不知道。”
　　不过这也没关系——他们现在已经三个人了。他们围着路灯柱做起游戏来。后来，别的孩子喊叫着冲出家门，他们就更高兴更热闹了。
　　附近只有一根灯柱。后面是茫茫一片，仿佛整个黑夜都在那儿孕育。路灯柱前面，另外是一条宽宽的通往山顶的黑暗土道。偶尔有人从大道上来，沿着这条小路走向田间。不到十几英尺，黑暗就吞没了他们。孩子们继续玩。
　　孩子们在一起非常亲密，因为他们和外界隔绝，很少与其他的孩子交往。如果发生一场争吵，一场游戏就泡汤了。亚瑟爱发火，比利·菲林斯——实际上是菲力浦斯——脾气更糟糕。这时，保罗必须站在亚瑟一边，爱丽思又在保罗一边，而比利·菲林斯老有埃米·利姆和艾迪·这肯撑腰。此时六个孩子就会打起来，彼此咬牙切齿，打完架就逃回家去。保罗永远忘不了，有一次，双方激烈地打了一仗后，看见一轮硕大的红月亮像一只慢慢往上飞的大鸟似的在通往山顶的荒凉的小路上徐徐升起。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圣经》上说，这月亮会变成血。第二天，他就赶紧和比利·菲林斯讲和了。于是，在一片黑暗中，他们又围着路灯柱，继续玩那种野蛮、激烈的游戏。莫瑞尔太太只要走进起居室，就可以听见孩子们在远处唱：
　　西班牙的鞋，
　　丝织的袜，
　　满把戒指顶呱呱，
　　牛奶洗澡乐哈哈。
　　歌声划破夜空从远处传来，可以听出他们沉醉于游戏之中。他们就像一群野人在歌唱。这情景也感染了母亲。对他们八点以后回来，个个脸面通红，眼睛发光、说起话来的那种兴奋心情很能理解。
　　他们都喜欢斯卡吉尔街这幢房子，这里视野开阔，外面的世界都可以一览无余。夏天的傍晚，女人们常常靠在田间篱笆上聊天，眺望西方的夕阳把天际映成一片血红，德比郡的群山绵延而去，像蝾螈黑色的背。
　　夏季，矿井从来不全部开工，尤其是采烟煤的矿井。住在莫瑞尔太太隔壁的达肯太太，在篱笆边拍打炉边地毯，看到慢慢往山上爬的男人，她立刻知道那是矿工们。于是，她等待着。她又瘦又高，看上去精明过人，站在山顶上，似乎在威胁那些往山上爬的矿工。这时才十一点钟。夏日清晨，树木葱郁，青山上那层透明的黑纱似的雾还没有散尽。最前面的一个人上了台阶，他把栅栏门推得“嘎——嘎”直响。
　　“怎么，你们停工了？”达肯太太大声问。
　　“是的，太太。”
　　“真遗憾，他们让你们滚了。”她挖苦地说。
　　“是啊。”那人回答。
　　“不，要知道，你们盼望着出来呢。”她说。
　　这个人径自走了。达肯太太回到自己的院子里，看见莫瑞尔太太出来倒垃圾。
　　“我听说敏顿停工了，太太。”她喊道。
　　“这多糟糕啊！”莫瑞尔太太愤怒地惊呼起来。
　　“哼，我刚才挖苦过约翰·哈奇比。”
　　“他们最好还是省点鞋底皮得了。”莫瑞尔太太说着，两个妇人都兴味索然地进了屋。
　　这些矿工们，脸上几乎没有沾上黑煤灰，就又一群一群地回来了。莫瑞尔讨厌回家，喜欢明媚的早晨。但是刚去下井工作，又被遣回来，扫了他的兴致。
　　“天哪，这时候就回来！”他刚进门，妻子喊道。
　　“我也没办法啊，老婆。”他大声说道。
　　“午饭也不够吃。”
　　“那么我就吃我带的干粮吧。”他抱怨地说，感到又气又恼。
　　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很奇怪地看见父亲拿着下井带去又带回来的两片又干又脏的黄油面包当午饭吃着。
　　“爸爸为什么现在吃干粮？”亚瑟问。
　　“我不吃，有人就抱怨我了。”莫瑞尔生气地说。
　　“说的像真的！”他的妻子喊道。
　　“难道就让它浪费掉吗？”莫瑞尔说，“我不像你们这些人大手大脚，浪费东西。在井下我掉了一点面包，哪怕沾满灰尘，我也要吃下去。”
　　“老鼠会吃的，”保罗说，“不会浪费的。”
　　“好好的黄油面包也不是为老鼠准备的。”莫瑞尔说，“不管脏不脏，我宁愿吃下去也不愿浪费。
　　“你可以把面包屑留给老鼠吃，自己少喝一瓶酒不就有了。”莫瑞尔太太说。
　　“哦，我应该这样么？”他嚷嚷着。
　　那个秋天，他们生计很难，威廉刚刚去了伦敦，母亲就想着他的钱。有一两次，他寄来十先令，但他刚刚去那儿，很多地方需要花钱。他每星期按时给家里写封信，给母亲写得很多，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全告诉了她：他怎么交朋友，怎么跟一个法国人互相学习，他在伦敦玩得多么有趣。母亲又感到如同他在家里一样，陪在她身边。她每星期都给他回一封语气直率、措辞幽默的信。当她收拾屋子时，她整天都思念着他。他在伦敦，他会成功的，他像她的骑士，带着代表她的徽章征战疆场。
　　他要在圣诞期间回来五天。家里从来没有这么准备过什么。保罗和亚瑟把地擦得干干净净，准备摆上冬青树、万年青，安妮用老方法做了漂亮的纸花环。吃的东西也从来没有这么丰盛地预备好。莫瑞尔太太准备了一个又气魄又漂亮的蛋糕。她感到自己像位女皇一样，教保罗怎样剥杏仁皮。他仔细地扒掉那些长条形果仁的皮，又数了一遍，确信一个也没丢。据说打鸡蛋最好在凉处。因此，保罗就站在洗碗间，那里滴水成冰。他在那不停地搅动着，直到搅匀，之后激动地冲进来告诉妈妈鸡蛋变浓变白了。
　　“看一眼，妈妈！这是不是很好看呀？”
　　他挑起一点点蛋沫凑近鼻子，吹向空中。
　　“好了，别浪费了。”母亲说。
　　每个人都激动万分，威廉将在圣诞前夜回来。莫瑞尔太太在伙房里巡视了一遍，里面摆着一个葡萄干大蛋糕，还有一块米糕，有果酱馅饼、柠檬馅饼和碎肉馅饼——装满了两个大盆子。西班牙馅饼和奶酪饼也快烤好了。屋子里都装饰一新。一束束结着浆果的邀吻冬青树枝上挂着亮闪闪的装饰物。莫瑞尔太太在厨房里做小馅饼时，树枝就在她头上慢悠悠地旋转。炉火很旺，烘糕饼的香味迎面扑来。他应该七点钟到家，不过有可能迟到。三个孩子去接站，只有她一人在家。在七点差一刻时莫瑞尔又进来，夫妻俩谁也没说话，他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激动得不知所措。而她，静静地继续烤饼，只要从她干活时的那种小心翼翼样子，就看出她内心有多么激动。闹钟嘀嗒、嘀嗒走着。
　　“他说几点到？”这是莫瑞尔第五次问了。
　　“火车六点半到。”她强调地说。
　　“那么他会七点十分到家。”
　　“唉，火车有时晚点好几个小时呢。”她冷冷地说。不过她希望、盼望他早点回来。莫瑞尔到门口去看看，然后又折回来。
　　“天哪，你！”她说，“你像一只坐不住的母鸡。”
　　“吃的东西准备好了吗？”莫瑞尔问。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