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胖胖的，脸色通红的秃头小矮个，敏锐的眼睛往四周看了看，他指了指火炉，矿工们也四处搜寻，往旁边让了让，才看到了孩子。
　　“他来了！”温特博特姆先生说。
　　保罗走到柜台前面。
　　“十七英镑十一先令五便士。刚才喊你时，为什么不大声答应？”布雷恩韦特先生说。他砰的一声把内装五镑一袋的银币放在清单上，然后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拿起十镑的一小叠金币放在银币旁边。金币像发亮的小溪倾倒在纸上，掌柜的数完钱，孩子把钱捧到温特博特姆先生的柜台上，给他交房租和工具费。又该他难堪了。
　　“十六先令六便士。”温特博特姆先生说。
　　孩子心慌神乱，也顾不得数钱了。他把几个零的银币和半个金镑推了进去。
　　“你知道你给了我多少钱吗？”温特博特姆先生问。
　　“没长舌头吗？不会说话吗？”
　　保罗咬着嘴唇，又推过去几个银币。
　　“上小学时别人没教你数数吗？”他问。
　　“只教了代数和法语。”一个矿工说。
　　“还教怎样做个厚睑皮。”另一个人说。
　　保罗让后面的人等了很久，他抖着手指把钱放到包里，冲了出去。在这种场合，他总是被这些该死的家伙们弄得好苦。
　　他来到外面，沿着曼斯菲尔德路走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公园墙上到处是青苔，几只金黄和白色的鸡在果园树下啄食吃。有三三两两的矿工往家走。他害羞地挨着墙根窜。矿工中有很多人他认识，他们浑身灰尘，满面尘垢无法辨认。这对他来说又是一种折磨。
　　他到布雷蒂新酒馆时，他父亲还没来。酒馆老板娘沃姆比太太认识他。过去，保罗的奶奶和沃姆比太太是朋友。
　　“你爸还没来呢。”老板娘说，声音里似乎有点嘲讽，又有点笼络的意味。这就是专和男人来往的女人特有的腔调。“请坐吧。”
　　保罗在酒吧里的长凳的上头坐下。有几个矿工在墙角算帐、分钱。还有些人走进来，大家瞥了这孩子一眼，但谁也没说话。终于，莫瑞尔喜滋滋地飘进了酒馆。尽管满脸煤灰，却煞有介事。
　　“嘿，”他十分温和地对儿子说：“敢和我比一比吗？要喝点什么？”
　　保罗和别的几个孩子从小滴酒不沾。当着这么多人即使让他喝一杯柠檬汁，也要比拔一颗牙还难过的多。
　　老板娘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遍，心里可怜。但对他那毫不动情、循规蹈矩的态度很不满。保罗默默地往家走，气乎乎地进了门。星期五是烤面包的时候，家里总是有一只热热的小圆面包留给他，母亲把面包放在他面前。
　　突然，他恼怒地转过身去对着她，眼睛里充满怒火。
　　“我再也不去领工资的办公室了。”他说
　　“哦。怎么啦？”母亲吃惊地问。对他的发火，觉的有些好笑。
　　“我再也不去了。”他大声说。
　　“哦，好极了。你去和你爸爸说吧。”
　　他狠狠地咬着面包，好象面包是泄气的对象。
　　“我不——不去领工资了。”
　　“那就叫卡林家的孩子去吧，他们能挣到六便士会非常高兴的。”莫瑞尔太太说。
　　这六便士是保罗的唯一收入，这笔钱大都用来买生日礼物。毕竟它是一笔收入，他十分珍惜它。但是……
　　“那么，让他们去挣吧。”他说，“我不想要了。”
　　“哦，很好。”他母亲说，“但你也不用冲我发火呀。”
　　“他们真可恶，又俗气，又可恶，我不去了。布雷恩韦特先生连‘H’音都发不出来，温特博特姆先生说话时语法也不通。”
　　“你不愿意去，就因为这个吗？”莫瑞尔太太笑了。
　　孩子沉默了一会儿，他脸色苍白，眼神郁郁不乐。母亲正忙着干家务活儿，没注意他。
　　“他们总是挡着我，让我挤都挤不出来。”他说。
　　“哦，孩子，你只需叫他们让一下就行了。”她回答。
　　“而且艾尔弗雷德·温特博特姆说：‘小学里他们教了你些什么？’”
　　“他们确实没教给他什么。”莫瑞尔太太说。“这是真的——又没礼貌，又不聪明。——他的油猾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就这样，她用自己的方法安慰着他。他的可笑的敏感让她心疼。有时，他眼里的狂怒振奋了她，使她沉睡的心灵受到了惊动。
　　“领了多少钱？”她问道。
　　“十七英镑十一先令五便士，扣去十六先令六便士！”孩子回答说，“这星期不错，爸爸只扣了五先令零用钱。”
　　这样，她就可以算出她丈夫到底挣了多少钱，如果他少给了钱，她就可以让他算帐。莫瑞尔一向对每个星期的收入保密。
　　星期五晚上既要烤面包又要去市场。保罗像平常一样在家里烤面包。他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他非常喜欢画画。安妮每星期五晚上都在外面闲遛跶。亚瑟像平时一样高兴地玩耍。所以，家里只有保罗一人。
　　莫瑞尔太太喜欢到市场采购。这个小市场坐落在小山顶上，从诺丁汉、德比、伊克斯顿和曼斯菲德沿伸过来的四条大路在这里汇合，这里货摊林立。许多大马车从周围村子涌到这儿。市场上的女人摩肩接踵，街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男人，简直让人惊异。莫瑞尔太太总是和卖花边的女人讨价还价。与卖水果的那位叙叙叨叨的人合得来，不过水果商的妻子不怎么样。莫瑞尔太太来到鱼贩子的摊前。他是个不顶用的家伙，不过逗人发笑，她以拒人千里的态度对待亚麻油毡贩子。要不是盘上印的矢车菊图案吸引她，她才不去陶器摊，对待他们的态度冷淡而客气。
　　“那小盘子要多少钱？”她说。
　　“七便士。”
　　“谢谢。”
　　她放下盘子就走开了，可她不会不买它就离开市场的。她又从摆着那些坛坛罐罐的摊子旁走过，偷偷地再看看那只盘子，又装做没看的样子。
　　她是个很矮的女人，戴顶无檐帽，穿一身黑衣服。这顶帽子已戴了三年，这让安妮看着心里很不舒服。
　　“妈！”姑娘带着恳求地说，“别戴那顶圆乎乎的小帽子了。”
　　“那我应该戴什么？”母亲尖酸地说，“我相信这顶帽子不错。”
　　这顶帽子原来有个尖顶，后来加了几朵花，现在只剩下黑花边和一块黑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