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邱吉尔又回来了。如果说他害得他父亲等他吃晚饭，那也不会让哈特菲尔德的人知道。韦斯顿太太一心想让他博得伍德豪斯先生的欢心，他纵使有什么不足之处，但凡能隐瞒的，她就决不会泄露。
　　他回来了，理了发，怡然自得地嘲笑了自己一番，但似乎一点也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他没有理由要把头发留长一些，来遮掩脸上的局促不安；也理由要省下那笔钱，好使心里高兴一些。他还像以前一样神气，一样活跃。爱玛看到他以后，就自言自语地嘀咕起了：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理应如此，不过聪明人冒冒失失做了傻事，那傻事也就不成其傻事了。坏事总归是坏事，但傻事却不一定总是傻事。那要看当事人是什么样的人。奈特利先生，他不是一个轻浮、愚蠢的青年。如果是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做了。他要么会为这一举动而洋洋得意，要么为之感到羞愧。要么像纨绔子弟那样大肆炫耀，要么像性格懦弱、不敢护卫自己的虚荣心的人那样畏畏缩缩。不，我认为他一点都不轻浮，一点都不愚蠢。”
　　随着星期二的来临，她又可以惬意地再次见到他了，而且见面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可以趁机审视一下他的整个态度，推断一下他对她的态度有什么含义，猜测她必须在什么时候摆出冷漠的神情，想象那些第一次看见他们俩在一起的人会有什么想法。
　　这次是在科尔家聚会，她心里总忘不了埃尔顿先生即使跟她要好的时候，最惹她不快的一个缺点就是喜欢跟科尔先生一起吃饭。尽管如此，她还是打算高高兴兴地去。
　　她父亲的舒适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了，不仅戈达德太太能来，贝茨太太也能。她离家之前要尽的最后一项欣忭的义务，是等他们吃过饭坐定以后，向他们道别一声；并且趁她父亲满怀深情地欣赏她那身漂亮衣服时，给两位太太斟满酒杯，夹上大块的蛋糕，尽力补偿她们的损失，因为刚才吃饭时，她父亲出于对她们身体的关心，让她们不大情愿地少吃了一些。她为她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希望能眼见她们无拘无束地吃个痛快。
　　她来到科尔先生家门口时，有一辆马车比她先到了一步。一看是奈特利先生的马车，她不由得高兴起来。奈特利先生没有养马，也没有多少闲钱，只是仗着身体好、好活动、有主见，爱玛觉得他太爱走来走去，很少坐马车，跟当维尔寺主人的身分不大相称。这时，奈特利先生停下来，扶她走下马车，她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便趁机向他表示赞许。
　　“你这样做才像个绅士的样子，”她说。“看到你很高兴。”
　　奈特利先生谢了她，说：“我们居然同时到达了，好巧啊！要是我们先在客厅里见面，我看你不见得会我比平常更有绅士风度。你不见得能从我的神情和举止看出我是怎么来的。”
　　“不对，我看得出来，肯定看得出来。谁要是知道自己以屈尊的方式来到什么地方，脸上总有一副不好意思或心慌息乱的神情。你也许以为自己装得不露声色，可你那只是一种虚张声势，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我每次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你，都能看出你这副样子。现在，你不用装模作样了。你也不怕人家以为你难为情。你也不想装得比别人都高一些。现在，我真愿意跟你一起走进同一间屋子。”
　　“没有正经的姑娘！”奈特利先生答道，可是丝毫没有生气。
　　爱玛不仅有充分的理由对奈特利先生感到满意，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对其他人感到满意。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应有的尊敬，她不禁为之感到高兴。大家都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敬重她。韦斯顿一家到达后，那夫妇俩便向她投来了最亲切的目光，最热烈的爱慕之情。那位儿子乐滋滋、急匆匆地朝她走来，表明他对她有着特别的兴趣。吃饭的时候，她他就坐在她旁边——她心想，他一定耍了点心计才坐在她旁边的。
　　客人相当多，因为还请来了另一家人，这是个正正派派、无可非议的乡下人家，是科尔夫妇特别器重的朋友。此外，还请上了科尔家男系的亲属，海伯里的律师。那些不怎么尊贵的女宾，将跟贝茨小姐、费尔法克斯小姐、史密斯小姐一起，到晚上才来。可吃饭时，由于人太多，很难找到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等谈过了政局和埃尔顿先生之后，爱玛可以全神贯注地听她的邻座讲些令人愉快的话。她听见从远处传来而又觉得不能不听的第一个声音，是有人提起了简·费尔法克斯的名字。科尔太太似乎在讲一件有关她的事，像是很有趣。她听了听，发现很值得一听。爱玛那富于幻想的可贵特点，这下可就有了颇为有趣的发挥余地了。科尔太太说她去看望了贝茨小姐，一进屋就见到了一架钢琴——一架非常漂亮的钢琴——不算很高级，而是一架很大的方形钢琴。爱玛又是惊讶，又是询问，又是祝贺，贝茨小姐在一旁做解释，到头，这故事的主要意思，是想说明这架钢琴是头一天从布罗德伍德琴行运来的，使姨妈和外甥女大吃一惊，全然没有料到。据贝茨小姐说，起初简自己也莫名其妙，困惑不解，想不出会是谁定购的——不过，她们现在可是确信无疑了，认为这东西只能来自一个人：不用说，一准是坎贝尔上校送的。
　　“谁也不会料想是别人送的，”科尔太太接着说道。“我只是感到惊奇，怎么还会产生怀疑。不过，简好像最近才接到他们的一封信，只字没提这件事。她最了解他们的习性，可我倒觉得，不能因为只字不提，就断定礼物不是他们送的。他们也许是想给她来个其不意。”
　　许多人都同意科尔太太的看法。凡是对此事发表意见的人，个个都一定是坎贝尔上校送的，而且个个都为他送了这份厚礼感到高兴。还有一些人也有话要说，让爱玛可以一边按自己的思路去想，一边仍然听科尔太太讲下去。
　　“我敢说，我从没听过这么令人高兴的事！简·费尔法克斯琴弹得那么好，却没有一架钢琴，真叫我气不过。尤其考虑到，许多人家放着很好的钢琴没人弹，真是太不像话了。这真像给了我们一记耳光啊！昨天我还跟科尔先生说，我一看见客厅里那架崭新的大钢琴还真感到脸红。我自己连音符都分辨不清，而那几个姑娘才刚刚开始学，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而简·费尔法克斯可真够可怜的，那么有音乐天赋，却没有一样乐器供她消遣，连一件最简单的旧古钢琴都没有。我昨天还跟科尔先生这话，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不过，他太喜欢音乐了，禁不住把钢琴买下来了，希望哪位好邻居肯赏赏光，偶尔来我们家弹一弹。我们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才买下这架钢琴的——不然的话，我们准会感到羞愧的。我们非常希望今晚能劳驾伍德豪斯小姐试试这架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