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闻，”她说，“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嫁给他的时候有菊花，生你们的时候有菊花，他第一次醉醺醺地被弄回家时，他的扣眼上也插着枯萎的菊花。”
　　她看着孩子们。他们大睁着眼睛，张着嘴，惊愕不已。母亲直愣愣地坐了一会儿，一言不发。然后她又看了看钟。
　　“6点差20！”她继续以痛苦而漫不经心的语调说。“嗯，他现在不会回来了，要回来也是他们把他弄进来，要不他就呆在那儿！他别想上床了，就让他一身煤灰睡在这儿好了。我不会给他洗的，让他睡地板！——唉，我真是个傻瓜，真是个傻瓜！我到这儿来竟是为了这个肮脏的狗窝，一群耗子，还有这一切，而他却偷偷溜过家门去喝酒。上礼拜有过两次了——现在又开始了——”
　　她终于静下心来，站起身去收拾桌子。
　　孩子们玩耍了一个多小时，内心无意识地掺杂着对母亲发怒的畏怯和对父亲未回家的恐惧。贝茨太太坐在摇椅里，正在把一件米黄色的法兰绒衣改成件背心，她撕着灰边，发出沉闷破裂的声音。她使劲干着针线活，不时注意孩子们的动静。火气消除了，她开始躺下休息，但不时睁开眼睛，定定地盯着，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有时候，甚至连她的怒气都胆怯畏缩了，她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听着外面的脚步声；她会突然抬起头，叫孩子们“嘘，别吱声”，但脚步声过了门口，她又恢复原状，孩子们也没有突然奔出他们玩耍的天地。
　　终于，安妮叹了口气，认输了。她扫了一眼她的货车拖车，已厌倦了这个游戏。她抱怨地朝妈妈喊。
　　“妈妈！”——但她又不知该如何说。
　　约翰像个青蛙一样从沙发下面爬出来。妈妈看了他一眼。
　　“好啊，”她说，“瞧瞧你的袖子！”
　　男孩把手举起来，看了看，没作声。外面，铁路线上远远地有人沙哑着喉咙在叫着，屋里大家都立着耳朵听着，直到两个人说着话走过他们家门口。
　　“该睡觉了。”母亲说。
　　“爸爸还没回来。”安妮哭哭啼啼地说。但母亲似乎很有勇气。
　　“不要紧。他们会把他送回来，要是他确实醉得像块木头一样不能动弹的话。”她想，还不至于出现这种场面。“他可以睡在地板上，直到醒来。我明白这么一来他明天就没法上班！”
　　孩子们给用法兰绒布块擦了手和脸。他们很安静，穿上睡衣后，做了祈祷。男孩低声咕哝着，母亲低头看着他们，看着女孩后颈缠在一起的丝质般的褐色蓬松鬈发，看着小家伙长满黑头发的小脑袋，她心中激起了对他们父亲的愤怒，是他使他们三个如此遭罪。孩子们把脸埋在她的裙子里，寻求一丝安慰。
　　贝茨太太下楼时，房间里奇怪地空荡荡的一片，含着一种期盼似的紧张气氛。她拿起手工活，低头缝了一会儿。她的怒火又升起来了，但同时还夹带着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