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觉得多。你们做爱时费伦先生脱衣服吗？”
　　“当然。我们都脱。”
　　“他脱得一丝不挂？”
　　“是的。”
　　“他身上有没有明显的胎记？”
　　证人在编造谎言时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事实。她的律师也是如此。他们忙于杜撰故事而忽略了一些要点。哈克或其他的律师只要找一找费伦的几个妻子——莉莲、贾妮和蒂拉——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他们特罗伊身上有一块银币大小的紫色胎记，长在右大腿靠近臀部、腰下面的地方。
　　“我不记得有。”尼古莱特回答说。
　　这个回答让内特吃了一惊，但随即他又觉得并不奇怪。他可以相信特罗伊把他的秘书搞到了手，这种事他干了几十年了；但他也可以相信尼古莱特在说谎。
　　“没有明显的胎记？”内特再次问道。
　　“没有。”
　　费伦家属的律师们吓坏了：难道他们的另一个王牌证人也会变得一文不值？
　　“没有问题了。”内特说完离开房间去倒咖啡。
　　尼古莱特望着律师。律师们则呆呆地望着桌子，思忖这胎记究竟长在什么地方。尼古莱特离开后，内特把一张尸体解剖的照片摊到桌子对面神情愕然的对手们面前。他一句话也没说：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老特罗伊躺在停尸台上，血肉模糊的干瘪躯体上醒目地长着一块胎记！
　　星期三剩下的时间和星期四一整天他们听取了四个新精神病专家的证词，他们是被雇来推翻前三位精神病专家的结论的。他们的证词完全在意料之中，而且千篇一律——神志健全的人是不会跳楼自杀的。
　　从整体上看，他们的才能不如弗劳尔、扎代尔和泰森来的出色。有两个是退休的，靠着这份工作在到处混钱，一个是社区学院的教师，另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小事务所里混饭吃。
　　不过，律师们也没打算花大价钱去聘名专家。雇用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把水搅浑而已。人人都知道特罗伊·费伦行为乖僻。现在有四个专家认为他不具备立遗嘱的精神能力，而三个专家持相反的意见。就这样争论下去，说不准哪一天对方感到厌倦了，想早点做个了断。不然的话，就由陪审团里的外行们去琢磨那些医学术语，然后判明孰是孰非。
　　新雇用的几个专家收取了不菲的佣金，所以决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内特并不打算改变他们。他取证过许多医生，深知毫无必要同他们去争论医学方面的问题。他只是在这些人的资历和经验上做文章。他让他们看录像，让他们批驳前三个心理专家的结论。
　　等他们的作证于星期四的上午结束后，所有15个宣誓作证就全部做完了。下轮的作证定在3月底。威克利夫计划在7月中旬进行公开审理。这些证人将再次作证，但地点将移至有旁听和陪审员到场的法庭上。
　　内特逃离了城市。他先向西穿过弗吉尼亚，然后往南经过谢南多厄谷。连续九天刺探别人的隐私后，他的脑子已经麻木了。职业和嗜酒曾使他沦丧为一个不知羞耻和礼仪的人。他学会了撒谎、欺骗、隐瞒、纠缠。他可以毫无负罪感地去伤害那些无辜的证人！
　　但此刻，夜深人静，独自坐在车子里的内特感到了羞耻。他怜悯费伦的几个子女。他觉得对不起斯尼德：他只是一个想生存下去的小人物。他也后悔不该如此激烈地攻击那几个新的精神病专家。
　　内特很高兴他又有了羞耻感。他为此感到自豪。他毕竟还有人的良知。
　　午夜，他停在了诺克斯维尔附近一个便宜的汽车旅馆。中西部的堪萨斯和依阿华正在下大雪。他躺在床上研究地图，划出了朝西南方向去的路线。
　　第二天晚上他睡在了俄克拉何马州的肖尼，第三天睡在亚利桑那州的金曼，第四天睡在加利福尼亚的雷丁。
　　他和第二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名叫奥斯汀和安吉拉，一个12岁，在上七年级；一个11岁，在读六年级。他上次见到他们是在7月份：他崩溃前的三个星期，那次他带他们去看了比赛。愉快的外出最后又以不堪人目的结尾收场。他喝了六罐啤酒——是孩子们替他数的，因为母亲要他们这么做——然后醉醺醺地开了两个小时的车从巴尔的摩回到了阿灵顿。
　　孩子们当时正准备随母亲克莉斯蒂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西奥搬到俄勒冈去了。那次应该是内特最后一次和他们看球赛，本该珍惜这次道别的。但他却喝得酩酊大醉。他在车道上和前妻大吵了一场。孩子们就在一旁看着，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西奥还用拖把柄向他威胁。内特后来是在自己的车里醒过来的。他发现车子停在麦当劳快餐店的残疾人专用泊位上，座位上有六只空啤酒瓶。
　　14年前他们认识时，克莉斯蒂是波托马克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她是陪审团的成员，内特正好是办案的律师。开庭审理的第三天她穿一条黑色的短裙，诉讼几乎因此而中断。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内特坚持了三年没有碰酒精和毒品，后来裂缝出现了，克莉斯蒂非常害怕，她只想逃离他：当他又一次发作时，她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一年。他们的婚姻经历了10个动荡不安的年头。
　　她现在在塞勒姆的一所学校工作。西奥也在那里的一个小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内特一直认为是他把他们带走的。但他谁也不能责怪。
　　他在离目的地还有儿小时行程的梅德福附近从车上给学校打了电话。他足足等了五分钟。
　　“你好。”
　　“克莉斯蒂，是我，内特。”他说。他觉得自己很傻，居然对一个一起生活了10年的女人自报身份。
　　“你在哪里？”她问，似乎觉得危险近在咫尺。
　　“梅德福附近。”
　　“在俄勒冈？”
　　“是的。我想看看孩子。”
　　“好的。什么时候？”
　　“今晚，明天也行，我不着急。我已经出来好几天了，随便看看，没什么计划。”
　　“嗯，当然，内特。我想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只是孩子们挺忙的，你知道。学校，芭蕾，足球。”
　　“他们好吗？”
　　“他们很好。谢谢你关心。”
　　“你呢？过得怎么样？”
　　“我挺好的。我们很喜欢俄勒冈。你呢？”
　　“我也很好，谢谢你关心。我现在滴酒不沾，克莉斯蒂，真的。我已经彻底戒了酒和毒品。看来我还会离开律师这个行当。不过我很好。”
　　她以前也听过这种话：“那很好，内特。”她的措词很谨慎，事先已斟酌好了接下来说什么。
　　他们答应第二天晚上一起吃晚饭，这样她就有足够的时间替孩子们做好准备，整理整理房间，让西奥考虑一下他扮演什么角色。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排练并安排好退路。
　　“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内特挂机前说。
　　西奥决定那天工作得晚些，以避开他们的团聚。内特紧紧地拥抱了安吉拉。奥斯汀只跟他握了握手。他发誓不去唠唠叨叨地说他们又长高了多少这类话。克莉斯蒂在卧室磨蹭了一个小时，尽量让孩子们去重新认识他们的父亲。
　　他也不想为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一个劲地道歉。他们坐在书房的地板上，谈论着学校、芭蕾和足球。塞勒姆是一个漂亮的小镇，要比华盛顿小许多。孩子们适应得还不错，结识了很多朋友，有一个好的学校和好的老师。
　　晚饭是意大利面条和色拉。内特讲了许多巴西丛林里的故事。显然，克莉斯蒂没有看到那些报纸。她对费伦案一无所知。
　　7点整，他说他该走了。孩子们还有作业，明天上学挺早的。
　　“我明天有一场足球赛，爸爸。”奥斯汀说。内特的心几乎停跳了。他已记不得孩子们上次喊他爸爸是在什么时候了。
　　“是在学校比赛。”安吉拉说，“你能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