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80多岁了，戴副眼镜，脸上皱纹很多，驼背，大约和你一样高。这就是罗伯特·莱布朗。有印象吗？”
　　乔利奥很委屈地说，“很抱歉，可那么多人怎么能……”
　　兰德尔记起了别的什么事情，“慢着，有一点你肯定留意过，他的步伐，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很久以前他失去了一条腿，就装上了一条人造的。”
　　立即，乔利奥眼睛一亮，“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法国人，因为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是一个地道的罗马绅士。但他不叫莱布朗，实际上，我不知他的真名，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知道什么。当他喝多了酒时，他就打趣，告诉我们他叫托蒂，恩里科·托蒂。这是一个本地的笑话，你懂吗？”
　　“不懂。”
　　乔利奥对他解释道，“你驾车进入波格斯花园，穿过停车场，就会看到许多塑像，其中有一个，方方正正的石头基座上矗立着一尊高大的男人英雄赤身的雕像，这个男人只有一条腿，斜倚在一块岩石上，一条腿向外伸直，另一条腿的余部在岩石上歇息。基座上刻着恩里科·托蒂。这个名叫托蒂的男子，尽管只有一条腿，还自愿报名加入意大利军队参加奥匈战争，他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他们不再拒绝了，就把他带去加入了意大利军队，他战斗得很勇敢，成了英雄。所以我们的这个一条腿的顾客开玩笑说许多年前他是个英雄，他的名字叫托蒂。所以，这是一个唯一的名字。”
　　“托蒂？”兰德尔说，“嗯，念起来与莱布朗一点儿不相似，是吗？可能他有许多名字，”他看到乔利奥咧开嘴露齿而笑，他想知道为什么，“乔利奥，怎么了？”
　　“还有一个名字，我刚刚想起来，真蠢，只是……”
　　“你是说这个托蒂还有别的名字？”
　　“我真蠢，太蠢了。那些在街面上混的女孩儿，你知道，他们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很穷且惹人怜悯但又聪明地装出一副优雅的样子。他们叫他——”乔利奥咯咯地笑着——“Duea Minimo，意思是空空公爵，这就是她们取笑他的名字。”
　　兰德尔兴奋地抓住班头的胳膊，“就是这个名字，这就是他的另一个名字，托蒂——空空公爵——罗伯特·莱布朗，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很高兴，”乔利奥说。他想要的那3000里拉的小费保住了。
　　“他还来多尼咖啡厅吗？”兰德尔想弄清楚。
　　“哦，是的，很忠实，几乎每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都来。下午5点钟他就准时来吃甜点心，喝波诺德酒或聂葛罗尼酒，然后开玩笑，读报纸。”
　　“昨天他来过这儿吗？”
　　“昨天我没在他来的时候值班，尽管今天我在。我给你找一下。”
　　乔利奥走到站在较远地方的3个侍者旁，问了他们几句，其中两个笑着不住地点头。
　　班头返回来，微笑着，“是的，这个托蒂——你说的莱布朗——昨天按惯常时间来了一个小时，很有可能，今天下午5点出现。”
　　“太棒了，”兰德尔说，“真是太棒了。”他又从钱包里翻出一张5000里拉的支票，塞给不知所措、大喜过望的班头说，“乔利奥，这对我很重要。”
　　“请……谢谢你，先生，非常感谢，只要我能做，我会很乐意效劳。”
　　“请这样办，我想在4点45分时坐在这里。当托蒂——或莱布朗——来时，替我把他指出来，余下的事我来做。如果他凑巧来早了，给我房间打电话。我就呆在锦花大酒店。我叫史蒂夫·兰德尔。你不会忘了吧？史蒂夫·兰德尔。”
　　“我不会忘记你的名字的，兰德尔先生。”
　　“还有，乔利奥。我们的朋友莱布朗——每天他怎么来这儿呢？我是说，是坐出租还是走来呢？”
　　“他总是步行来。”
　　“那么他一定住在附近，住在近处。拖着条假腿他是不会走太远距离的，是吗？”
　　“对。”
　　“好了，”兰德尔站起来，“感谢这一切，乔利奥。四点三刻见。”
　　“可是，先生，你的柠檬果汁？”
　　“都是你的，是我赠给你的！今天的甜点心我早已吃过了。”
　　他在锦花旅馆五层的套房里度过了焦虑不安的5个钟头。
　　他试图不去想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衣箱放在床上，打开，取出自己的通信记录。在靠近房间唯一的窗子边的一张玻璃面的桌子上，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绪集中在这些信件上。
　　他写了一封作为儿子的例行公事般的信给在奥克城的父母，其中提及了他的妹妹克莱尔和舅父赫尔曼。又写了一封短信给自己在旧金山的女儿朱迪，信中的关于游览的篇幅远远多于关于父亲对女儿慈爱的篇幅。他又着手写一封给“万象暴光社”的麦克洛克林的信，信中解释说由于某种无法控制的情况——兰德尔集团公司不能接受他那项业务了，但信没写完他就将它撕掉，扔进了废纸篓。
　　由于他再次疏忽了与他的律师写信，所以他考虑给纽约的萨德·克劳福德打个电话。尽管一点也不饿，但还是叫来服务员订了一份清淡的午餐。但是端上来的却是蘑菇炖鸡加番茄酱、胡椒。这些东西由于自己不断增长的焦虑连一半也没吃完。
　　他本想让安杰拉知道自己仍在罗马，最后还是决定不打电话，因为如果那样，他就会不得不再撒谎，不然会使她内心充满忧虑的。他也考虑过给在阿姆斯特丹的乔治·L·惠勒打个电话解释自己缺席的原因，因为《国际新约》发行宣布日6天后就要来到，但他打定主意推迟这个电话——惠勒难免要发火——直到他碰到罗伯特·莱布朗。
　　尽管他努力不去想莱布朗，但发现无济于事。他在旅馆房间里踱着步直到他弄清楚脚下的波斯地毯每个花样的每个细节、大理石面写字台上的每条裂缝以及自己面容上每一条皱纹——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梳妆台上椭圆形镜子里看见自己映出的脸部。
　　两个多星期以前，他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次复活”的总部去干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的是领教信仰的意义。然而，他已化了自己一半的时间，是要把自己可能相信的事物彻底摧毁。
　　就这样，这一切都是从博加德斯的那个所谓的致命的错误引起的。或许正如安杰拉和其他与自己接近的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错误的生长完全是自己的多疑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