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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计程车中，他说：“加杜那德！”这就是事实：他可以离开这幢公寓，他可以把钥匙留在那儿，他可以睡在大街上，但他却没有离开她的勇气。去火车站找她是一种绝望行为，但去伦敦的火车是唯一一条线索了，唯一一条她留给他的线索。让·马克不想忽略它，无论它的可能性有多么渺茫。
　　当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开往伦敦的火车还在。他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买了票；大多数乘客都已经上车了。在严格监督的月台下，他最后一个上了火车。警察们和经过检查易燃易爆物品的专门培训的德国犬四处巡逻。他那节车厢里坐满了脖子上接着相机的日本人，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
　　随后，他就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荒谬感到惊讶，他正在一辆很可能根本没有他要寻找的人的火车上。三个小时之内，他就能抵达伦敦，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儿。他的钱只够买回程车票。他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迷迷糊糊地走上月台，准备回家。但他身边没有钥匙，又怎么回去呢？他已经把它们留在了门厅的小桌子上。当他又一次清醒过来后，他才知道那个手势是向他一个人表示的伤感。看门人还有一把复制的钥匙。自己随时可以向他拿，他犹豫不决地望向了月台尽头，却看见所有的出口都关闭了。他叫住了一名警卫，问他如何才能离开这儿。这名警卫说，已经不可能了。为了安全起见，一旦上了火车，他就不能下来。每个乘客必须呆在那儿，作为他没有投放炸弹的保证；这儿有伊斯兰教恐怖分子和爱尔兰恐怖分子，他们都梦想着在海底隧道进行一次大屠杀。
　　他回到了火车上，一个检票的女乘务员微笑着看着他；所有的乘务员都微笑着。他想：这更多更夸张的微笑，就预示着这火箭将驶入死亡隧道。这火箭乘载着来自不同国籍的勇士。美国的，德国的，西班牙的，韩国的旅游者。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在这次大战中作一次冒险。他坐了下来。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又站起来，准备去寻找尚塔尔。
　　他进入了第一节车厢。在通道的一边是供一个人坐的躺椅，另一边是供两个人坐的；车厢中部的椅子是面对面的。坐在那儿的乘客正在一起热闹地聊天。尚塔尔在他们中间。他看见了她的背影：他感到一种强大的触动，几乎是滑稽的，她那梳着过时发髻的模样。她坐在窗口，参与着那活跃的交谈。那些人只可能是她公司的同事。那她并没有撒谎？无论这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可能。不，她一定没有撒谎。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听到了更多的笑声，并从中辨认出了尚塔尔的，她很开心。是的，她很开心。但这却深深伤害了他。他注视着她的姿势，它们是多么地活跃，这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他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他看见她的手有力地上下挥舞；他觉得他根本不可能辨认出那只手；它是另一个人的手；他不觉得尚塔尔背叛了他，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感到，她似乎已不再为他而存在，她去了其他地方，走人了另一种生活。如果他遇见她，他将会再也认不出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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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塔尔用一种好胜的语气问：“一个特洛斯凯伊特怎么会变虏诚呢？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听说过马克思的名言‘改变世界’吧？”
　　“当然。”
　　尚塔尔靠窗坐在他们公司年纪最大的同事对面，一位文雅的，手指上戴满戒指的夫人。在她旁边，赖拉正继续着：“唔，我们这个世纪只让一件模糊不清的事变清楚了，人不能改变世界，永远也不能。这是我作为一名革命者从我的亲身经历史得出的最终结论，一个被每个人理所当然，心照不宣地接受了的结论。但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刻的结论。这一个是有关神学的。它说：人类没有权力改变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令。”
　　尚塔尔开心地看着他：他不象一个给他们上课的人，倒象是一个煽动者。这就是尚塔尔喜欢他的地方：他用这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所做的一切就是一种对好莱坞传统的改革或是标新立异的一种挑衅。他总是用上那种语气，即使他在叙述一件最传统的事实。而且，当它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最传统的事实(“把资产阶级送上绞刑架！”)会不会变成现实呢？传统可以变成墨守成规，墨守成规的可以变成传统，这都是—眨眼功夫发生的。重要的是走到每一种情况的极端的决定。尚塔尔想象赖拉在1968年的学生风潮中，在动乱大会上，用他充满智慧的，逻辑的，冷嘲热讽的风格滔滔不绝地宣扬着格言：常规性的反抗注定要失败；资产阶级没有权力存在下去，工人阶级不懂的艺术应该消失，为资产阶级的兴趣服务的科学是没有价值的，教这些的人必须被赶出大学，对敌人没有自由可讲。他提出的主张越荒谬，他就越是引以为荣，因为从没有意义的观点中提炼出富有逻辑的意义需要有超群的智慧。
　　尚塔尔回答道：“好吧，我同意，一切改变都是有害的。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来保护这个世界不被改变。唉，但这个世界根本就不能停止它疯狂的改变……”
　　“……而人只是一种工具，”赖拉打断了她的话，“火车机车的发明为飞机的设计播下了种子。而飞机的发明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火箭的产生。这种逻辑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换句话说，它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你可以把整个人类换成另外一种，但从自行车到火箭的变革仍然是相同的。人只不过是个操作者，而不是变革的创造者。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操作者，他并不知道他操作的意义何在。这种意义不属于我们，它只属于上帝。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服从他，而他可以做一切他想做的事。
　　她闭上眼睛：一个甜密的字眼“杂交”在她脑中出现，并占据了她的意识。她默默地对自己念道：“杂交的念头。”这些毫无关连的观点怎么会一个接一个地在她脑中出现，就象两个情妇在同一张床上一样？在过去，这会激怒她，可今天却让她出神：她知道赖拉过去所说的和他今天所说的虽然截然不同，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两种观点同样精彩，因为所有的话和观点带着平等的价值，可以一个挨一个，躺下来，相互依惯着，爱抚着，混合着，欺骗着，拥抱着，结合着。
　　一个柔柔的，有些轻微颤抖的声音从尚塔尔旁边传了过来：“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呢？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呢？”
　　那是坐在赖拉旁边的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的声音。尚塔尔很崇敬她。尚塔尔想，赖拉现在坐在两个女人之间，他必须从中作一次选择：浪漫的，或是愤世嫉俗的。她听见那位夫人小小的申辩的声音，好像极不情愿放弃她可爱的信念，但同时(在尚塔尔的想象中)带着一种不被承认的希望，保卫着它们。她想看到它们被她圣人般的英雄所赞同。她的英雄现在向她转过头来：
　　“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向上帝提供新人类。因为圣经，我亲爱的夫人，—没有让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它只要求我们繁衍后代。爱上另一个人，然后生育。记住这些：“爱上另一个”的意义是由“生育”决定的。这种“爱上另一个人”的爱与慈善的爱，怜悯的，精神的，性欲的爱没有一点联系，它只意味着“做爱！”‘支配！”(他放低了他的声音，凑到她耳边)‘性交！”(这位夫人象一个虏诚的信徒一样看着他的眼睛。)它，只有它，构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其他的都是没有意义的。”
　　赖拉的理由象一把剃刀一样锋利。尚塔尔同意：两人之间成功的爱，忠诚的爱，只为一个人付出的爱——不，那是不存在的。如果它存在，它也只能作为一种自我惩罚，一种固执己见，逃人修道院之中。她对自己说，即使它真的存在，爱情也不应该存在。这个念头并没有让她觉得很痛苦，相反地，它却在她体内制造了一种极乐，并在她全身蔓延开来。她想起了有关那朵在所有男人之中穿棱的玫瑰的想象，并对自己说，她一直被爱情束缚着，现在，她要遵循玫瑰的神话，融人那令人晕眩的芬芳中。在她的思绪中，突然出现了让·马克：他仍然在家吗？他已经离开了吗？她完全不感到激动，仿佛她在想的是：罗马是不是在下雨，或纽约现在是不是好天气。
　　无论他对她的影响有多么小，关于让·马克的回忆还是让她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在车厢尽头，她看见一个人正转过身去，走人另一节车厢。她想她认出来了，他是让·马克。他想躲避她的目光。可那真的是他吗？她没有去追寻答案，而是望向窗外：风景越来越差了，地面越来越灰白，平地上矗立起越来越多的塔架，混凝土建筑物，电缆。扬声器中开始播音：几秒钟后，火车将驶人海底隧道。而实际上，她已看到火车象一条蛇一样驶入一条黑洞洞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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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在海底了。”那位文雅的夫人说。她的嗓音泄露了她害怕而兴奋的心情。
　　“进入地狱了。”尚塔尔补充道。她相信，赖拉喜欢那位夫人更幼稚一些，更惊讶一些，更害怕一些。她现在觉得自己已成了他的恶魔般的助手。她喜欢那个把这位文雅的，拘谨的夫人带到他床上的念头。她的想象发生的地点并不是在伦敦某个豪华的宾馆里，而是在被火焰嚎哭声，烟雾，魔鬼所包围的讲坛上。
　　现在，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了，火车正行驶在隧道中。她感到自己正远离丈夫的姐姐，远离让·马克，远离审查，远离间谍行动，远离她的生活，远离她所坚持，并为之担忧的生活。“在视线中消失”这句话突然在她脑中出现，她惊奇地发现，这接近消失的旅途并不那么令人忧郁。在她神奇的玫瑰的支持下，它是柔和的，欢乐的。
　　“我们越走越深了。”那位夫人焦虑地说。
　　“去真理所在的地方。”尚塔尔说。
　　“去那儿，”赖拉补充道，“去有你问题的答案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活着？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盯着那位夫人。“生命的本质，是生育生命：它是分娩，还有位于它之前的性交；性交之前的，引诱，那就是接吻，在风中飘动的长发、丝质内衣，剪裁精致的胸罩，以及任何引起人们性欲的东西。就象好的食物——如果没有好的烹调方法，就会成为一种没人想再品尝的过多过滥的东西，但这种食物却是每个人都要买的——除食物之外，还有排泄。因为你知道，我亲爱的夫人，我美丽的令人喜爱的夫人，你知道，吹捧卫生纸，尿布在我们的职业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卫生纸，尿布，洗涤剂，食物，这是人类重要的循环。我们的使命不仅是要去发现它，抓住它，计划它，而且还要让它变得美丽，让它唱歌。由于我们的宣传，卫生纸的销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亲爱的。焦虑的夫人，我建议你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但那是废墟，废墟！”那位夫人说，她的声音就象一个被强奸的妇女一样悲痛地颤抖。“它只是上了妆的废墟！我们给废墟上了妆！”
　　“是的，很精确。”赖拉说。在那句“很精确”中，尚塔尔听出了他从这位文雅的夫人的悲痛中得到的快乐。
　　“但生命的壮观在哪儿呢？如果我们宣布食物，性交，卫生纸都不适用了，那我们还会是谁呢？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那我们应该为我们自身的什么而自豪呢？就象们告诉我们的，自由的存在？”
　　尚塔尔看着这位夫人，想，这是一个纵欲的理想受骗者。她想象着人们剥光了她的衣服，用铁链锁起她苍老的，文雅的躯体，强迫她悲痛地陈述她幼稚的想法。在她面前，他们在性交，在暴露他们自己。
　　赖拉打断了尚塔尔的幻想：“自由？当你在你的废墟之外生活的时候，你可以开心也可以不开心。你的这个选择就构成了你的自由。你有这个自由把自己融人到带着痛苦或快乐感觉的大多数人的熔炉中去。”
　　尚塔尔感到一个微笑在她脸上形成。她认真地思考着赖拉所说的话：我们仅有的自由就是在苦痛和快乐之中选择。既然这所有无关紧要的一切就是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就不应该痛苦地忍受着它，而应该学会享受它。她注视着赖拉冷漠舶脸，散发着违反常理的，充满魅力的智慧，她充满爱慕却绝无欲望地注视着他。他对自己说(仿佛她已完全清除了刚才的幻想)；他在很久以前就把他所有的男性能量化成了他有力的，逻辑的力量，化成他在他的工作队伍中所拥有的权威。她想象着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当赖拉继续用他的话吓唬着那位讨人喜爱的夫人的时候、尚塔尔谨慎地消失在一个电话亭中，在那儿向他们承认所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