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会开！”他声音惊恐地说，“再说下了这场暴风雨，公路上横七竖八都是折断的树枝和吹倒的树木。她准要出车祸！”
　　“纳迪娜自己会小心的。”我说道，以便让他放下心来。可是，我自己也焦灼不安。她会爱惜自己的生命，可并不灵活。
　　“她趁我睡着时拿了防盗锁的钥匙。她那么固执！”朗贝尔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您对我说她爱我，可她爱的方式也真怪！昨天晚上，我一心只想和好，可您瞧见了吧。这无济于事！”
　　“啊！要和好哪有这么容易。”我说，“耐心一点吧。”
　　“跟她可要有很大的耐心！”
　　他走开了，我伤心地想：“多糟糕啊！”
　　纳迪娜双手紧紧地抓着车把，在公路上奔驰，独自向风儿哀诉：“朗贝尔不爱我。除了已经死去的迪埃戈，谁也没有真正爱过我。”而此时，朗贝尔内心充满疑虑，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做一个男人真难，尤其在眼下这个时代，“男人”这个词负载着过分沉重的含义：有多少兄弟被杀害、遭折磨，又有多少兄弟得荣耀、显盛名，他们一个个竞相给这位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树立榜样，然而他还幻想得到母亲的抚爱和父亲的保护。我想起了那些部落，在那里，小男孩刚满五岁，人们便教他们用毒箭去扎活的动物；在我们这里也是如此，要获得男子汉的尊严，一个男人必须会杀人，会让别人痛苦，会自己受苦。对姑娘们是禁令重重，而对小伙子们则百般苛求，这两种苛刻的手段同样都有害无益。若他们真的想相互帮助，纳迪娜和朗贝尔也许最终可以接受他们各自的年龄、性别和在地球上的真正位置。他们是否决心相互帮助呢？
　　朗贝尔和我们一起吃了午饭，他是又担心又气愤。
　　“这已经超过了开玩笑的界限！”他气呼呼地说，“谁也不该这样去吓人。这是耍坏，是吓唬人。真该狠狠地让她吃两个耳光！”
　　“她想不到您会这么担心！”我说，“您知道这用不着担心。她说不定正在哪块草地上睡觉或晒太阳呢。”
　　“除非她没有脑袋开花摔倒在沟里。”他说，“她疯了！她是个疯子。”
　　他真的显得十分惊恐不安。我理解他。实际上我也不像自己嘴上说的那么放心。“要真出了什么事，早给我们来电话了。”罗贝尔这样对我说。可是也许就在这一分钟突然偏了车，纳迪娜撞到了一棵树上呢。罗贝尔尽量想法子分散我的注意力。可夜幕降临时，他也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不安，说要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恰在这时，我们终于又听到了一阵轰轰的摩托车声。朗贝尔抢在我前头跑到了公路上。车子全是污泥，纳迪娜也浑身泥；她笑嘻嘻地下了车，我看见朗贝尔狠狠地搧了她两个耳光。
　　“妈妈！”纳迪娜向他扑去，也打了他的耳光，还一边尖叫着：“妈妈！”他紧紧抓住她的两只手腕。当我跑到他俩面前时，只见他脸色那么苍白，我以为他就要昏倒过去。纳迪娜鼻子流血，可我知道她是故意让鼻子出血的，这是她在孩提时代和一些野孩子围着卢森堡喷泉打架时学来的一招。
　　“你们都不害臊！”我边说边站在他们俩中间，像是把两个孩子拉开了似的。
　　“他打了我！”纳迪娜歇斯底里地叫嚷。
　　我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轻轻揩拭她的鼻子：“安静点！”
　　“我骑了他的破摩托车，他就打我。我非把它砸碎不可！”
　　“安静点！”我重复道。
　　“我非把它砸碎。”
　　“听着，”我说，“朗贝尔打你耳光，这很不该。可他发那么大火是很自然的。我们大家都担心得要命，都以为你出了车祸。”
　　“他才不在乎呢！他想的是他的车子，他怕我给它搞坏了。”
　　“对不起，纳迪娜，”朗贝尔痛苦地说，“我不该。可我吓坏了。你会撞死的。”
　　“伪君子！你才不在乎呢！我知道。我撞死了，你也无所谓，你不是已经埋葬了另一个女人嘛！”
　　“纳迪娜！”他脸气得由白转红，再也不见一丝稚气。
　　“埋葬，忘却，这不很快嘛。”她嚷叫道。
　　“你好大的胆！是你和那帮美国大兵背叛了迪埃戈。”
　　“住口。”
　　“你背叛了他。”
　　愤怒的泪水流淌在纳迪娜的脸颊上：“我也许是背叛了死去的他，可你竟让你父亲告发了活着的罗莎。”
　　他一时默默无语，接着说道：“我再也不愿见到你，永远。永远不见。”
　　他跨上摩托车，我找不到一句话去劝阻他。纳迪娜呜咽道：
　　“你去休息吧。去呀。”
　　她推开了我，自己扑倒在草地上，叫嚷道：
　　“一个父亲告发了犹太人的家伙。我跟他睡了觉！他还打我耳光！我活该！活该！”
　　她叫喊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任她去喊叫了。
　　第七章
　　波尔到克洛蒂·德·贝尔琼斯家度夏去了，若塞特也在她母亲的陪同下去戛纳晒太阳了。亨利驾着一辆旧的小轿车前往意大利。他多么喜爱这个国度，竟把《希望报》、革命解放联合会和种种问题全抛到了脑后。回到巴黎，他在信件中发现了朗贝尔从德国给他寄来的一份报告和斯克利亚西纳搜集的一捆材料。他认真地研究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清晨，意大利便变得十分遥远了。对从帝国档案中获取的材料人们尽可怀疑，据这些材料透露，共有九百八十万犯人。有关1941年解放的波兰在押犯人的情况报告，也可以认为靠不住。但是要想一概否认那些在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男男女女的证词，那非得横下一条心堵上耳朵遮住眼睛。再说，除了亨利所了解的法规条文之外，还有这份于1935年在莫斯科印发的报告，该报告列举了由奥库埃佩乌集中营负责完成的巨大工程，此外还有1941年的五年计划，该计划将基建工程任务的百分之十四交给了劳动改造局。科雷马金矿、诺里列克煤矿、沃尔库塔煤矿、斯塔洛贝尔斯克铁矿、科米渔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境况到底怎样？到底有多少数量的苦役犯？这一点上下误差很大。但可以肯定的，就是集中营确实以制度化的形式大规模存在。
　　“必须公布于众，”亨利作出了结论，“不然，我就是同谋犯；不仅是同谋犯，而且还会对我的读者犯下背信罪。”他和衣扑倒在床上，心里在想：“这就热闹了！”他就要和共产党人闹翻，这样一来，《希望报》的位置就不好处了。他叹了口气。每日清晨，当他看见工人们在街角的报亭买《希望报》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可他们就要再也不买了。但是，怎么保持沉默呢？他可以表白对情况不甚了解、不便多言：那些集中营真实性质如何，取决于整个制度，而对此大家都了解甚微！但是，他情况了解不多，也难以保持沉默呀。不能以不了解情况为托词，对这一点他早就已经明白。即使自己有什么疑问，但既然已经承诺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他也应该将自己所了解的公布于众。要下决心向读者掩盖事实真相，那非得有积极的理由才行，至于他不愿和共产党人闹翻，这不成其为理由，因为这只与他个人有关。
　　幸好客观情况给他留下了一点喘息的机会。迪布勒伊、朗贝尔和斯克利亚西纳都不在巴黎，萨玛泽尔只是含含糊糊地提及此事。亨利尽量不去想它，再说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这些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却都迫在眉睫。他那部戏排练情况十分糟糕，萨莱夫可真是个没有分寸的斯拉夫人，他虽然反复无常惯了，但一闹起来还那么可怕，若赛特不得不含泪忍受着这一切；维尔侬已经开始担心引起大的争议，建议进行删改，但实在不能接受；他把服装制作交给了阿玛丽莉服装店，而吕茜·贝洛姆对戏中若赛特不是从一家时装沙龙，而是从一座着火的教堂里跑出来硬是不理解。亨利不得不在戏院里花费很多时间。
　　“我怎么也得给波尔去个电话。”一天早晨亨利突然这样想。她只给他寄来过很少几张看不懂是什么玩艺的明信片。她回到巴黎已经几天了，可没有给他任何消息，不过，她显然在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她如此谨小慎微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若过分滥用，那就太狠心了。亨利还是给她打了电话，她与他约定了见面时间，说话的口气是那么平静，以致亨利上楼时心中萌发出一线希望：也许她真的已经与他疏远了。波尔笑微微地给他打开了门，他不禁惊恐不安地自问，“她到底是怎么了？”她高挽着头发，露出丰腴的颈背，眉毛也拔去了，身上紧紧裹着一件套头衫，几乎显得俗里俗气。她继续微笑着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他也勉强一笑：“看你打扮的这副古怪样子……”
　　“我让你吃惊了？”她从提包拿出一只长长的烟嘴，叼在嘴里：“我希望让你大吃一惊。”她说道，两只眼睛闪烁着快活的光芒，直盯着他：“首先我给你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我在写作。”
　　“你在写作？”他说，“你在写什么？”
　　“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