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他同意承受这种负担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属于特权的一方，他问心无愧；如果他是个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人，就会试图慷慨补偿这种不平等。不过他也会为自己的怜悯感到自豪，所以他在第一次冲突时就把女人当做忘恩负义之徒对待，有点恼火地认为：“我对她太好了。”她深信自己的奉献具有高度的价值，可是又觉得自己的举止像个乞丐，令她蒙受耻辱。
　　我们在这里无情地发现了女人经常显示具有实践能力的原因；她之所以问心无愧是因为她属于无特权的一方；她觉得她没有义务去善待那个受益的等级，她唯一的念头就是自卫。
　　如果有机会发泄她对不能满足她要求的情人的怨恨，她甚至会感到快乐：既然他没有给够她，她便从他那儿抽回一切，以此来野蛮地取乐。这时受伤害的情人会突然发现，在他或多或少予以轻视的每时每刻，都有着私通的[全部]价值，于是他会欣然允诺她一切，即使他在被迫兑现时又会有被利用的感觉。他会指责情妇对他敲诈：她则会叫他小气鬼；两个人都会有受虐感。
　　指责和辩解依旧无济于事，因为正义绝不可能在非正义中实现。殖民地官员绝无可能公正对待土著人，同样将军也绝无可能公正对待他的士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殖民者，不去做军事首领；但男人不可能不做男人；于是，一方面，他不知不觉地处于该受指责的地位，对其实并不是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深感苦恼；而另一方面，她则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受害者和泼妇。有时他会反抗，变得残酷无情，但那样他会让自己变成非正义的同谋，那种错误就会真的属于他。有时他会让自已被那个苛求的受害者给消灭掉，给吞噬掉；但那时他又会感到受愚弄。他往往只好妥协，而这妥协既让他受到贬低，又让他心神不宁。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会受到这种处境而不是受到女人本人的折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被征服者的一方反倒要好一些；但如果她也性情温和，既不能自立又不愿意用她的沉重命运去压垮男人，那么她就会在无望的混乱中挣扎。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它们由于取决于讨厌的环境，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一个男人若是被迫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资助他不再去爱的女人，便会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但他若将一个把一生都抵押给他的女人彻底抛弃，她就会成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这种不幸并不是始于个人堕落（当一方指责另一方时，无诚意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宁可说是始于个人在其面前无能为力的处境。女人是“缠人的”，她们完全是个负担，她们因此而受罚；问题的实质在于，她们的处境同吸吮另一个机体的有生力量的寄生虫的处境毫无二致。让她们有自己的有生力量吧，让她们有向世界进攻并夺回她们自己本质的手段吧！
　　那时她们的依附性就会得到消除——男人的依附也会得到消除。毫无疑问，男女双方将会从这一新的处境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那正是苏维埃革命所许诺的世界：女人由于受到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培养和教育，将会同工同酬。性爱自由将会得到习俗的承认，但性行为将不会被看做是应当付酬的“服务”；女人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婚姻将建立在配偶可以随意解除婚约的基础上；母性义务将自愿承担，这就是说避孕和堕胎将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是说，所有的母亲及其子女，不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都将会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
　　产假将由国家付给工资，国家将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脱离父母，而是意味着将不会把他们完全交给父母。
　　但是，这样做可以改变法律、制度、习俗、公众舆论以及整个社会关系吗？可以让男女真正平等吗？“女人将永远是女人，”怀疑论者说。其他观察者也预言，抛弃女性气质将不会让她们自己变成人，而只会让她们变成怪物。或许人们也会承认这一点，即今天的女人是自然的造物；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其他许多产品一样，女人也是文明所精心制作的产品。在她的命运中，他人的干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种行动采取另外一种方向，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决定女人的并不是她的荷尔蒙或神秘本能，而是她的身体以及她同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人而不是她自己的行动而得以缓和的方式。把少男少女隔开的那条鸿沟，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之间蓄意地展开了；后来，女人只能是她被造成的那种人，而且那种过去必然会遮盖她一辈子。如果了解了它的影响，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她的命运不会永远是事先决定的。
　　我们当然不应当认为，只要女人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就可以改变她，虽然这一因素在她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是并且依旧是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它引起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它所承诺和要求的其他成果以前，新型女人不可能出现。此时此刻在任何地方尚未取得这些成果，法国或美国是如此，俄国也同样是如此；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女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左右为难的原因。她常以“真正的女人”的面目出现而又装成男人，于是她不但对她的男性装束感到局促不安，也对她的肉体感到局促不安。她必须蜕掉老皮，为自己剪裁新衣服。这一点，她只有通过社会演变才可以做到。今天，没有一个教育者能够塑造出也许和雄性人完全同源的雌性人；如果少女得到和男孩子同样的培养，她就会认为自己是个怪人，因而把自己确定为一种新的性别。司汤达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森林肯定是一下子种成的。”但是相反，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具体地实现了两性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就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新的表现。
　　如果在抚养小女孩时，从一开始就像对待她的兄弟那样对待她，对她有同样的要求，实行同样的奖惩，让她受到同样严厉的对待，享有同样的自由，参加同样的学习，玩同样的游戏，向她许诺同样的未来，让她认为周围的男男女女都无可置疑地和她是平等的，那么阉割情绪和恋父情结的含义就会彻底得到更正。母亲一旦在同一基础上和父亲一样承担起夫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责任，她就会享有同样持久的威望；孩子就会在她周围发觉一个两性并存的世界，而不是发觉一个男性的世界。假如她在感情上更受父亲的吸引（未必都是如此），她对他的爱就会略带竞争意志的色彩，而不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感情；她的定向也不会是被动性。若是批准她在工作和运动中检查自己的能力，主动和男孩子竞争，由于生孩子的允诺所给予的补偿，她就不会认为缺少阴茎足以引起自卑情结；与此相关，假如没有向男孩子灌输优越情结，假如他像尊重男人那样尊重女人，他就不会产生这种优越情绪。则、女孩就不会通过自恋和梦想去谋求无结果的补偿，也不会认为她的命运是理所当然的；她会对她要做的事情感兴趣，会毫无保留地投身于事业。
　　我已经指出，假如她能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看到成人的自由未来，那么青春期的转变就会容易得多，这时月经使她感到恐怖只是因为她突然变成了女性。如果她对她的整个命运不是十分憎恶的话，她也会在拥有自己年轻的性爱时表现得比较镇静；连续不断的性信息就会对她度过这一危机很有帮助。而且由于男女同校的教育，男人的庄严神秘也会没有必要进入她的脑海：这种神秘会因为朝夕相处和公开竞争而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