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男女彼此不承认对方是同等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女性气质照这样一直存在，这种不和就会继续下去。哪个性别会更渴望维持女性气质呢？女人虽然正在从这种气质得到解放，但依旧希望保持它所带来的特权；如果那样，男人会希望她对会它加以限制。“谴责一个性别比原谅一个性别要容易，”蒙田说。赞美和谴责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如果说这种恶性循环十分难以打破，那是因为两性的每一方都是对方的牺牲品，同时又都是自身的牺牲品。
　　在两个以完全自由面目出现的相互对抗的敌手之间，可以很容易达成协议：如果战争对双方都无益，则更是如此。但是，整个恋爱事件的复杂性来自于这一事实，即每一方都在为对方提供帮助和舒适；女人在追求屈从的梦想，男人则在追求认同的梦想。贫乏的真实性没有得到补偿：每一方都在屈从于舒适诱惑的同时，指责对方引起了不幸；男女彼此都讨厌对方使自己的不真诚和卑鄙遭受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我们首先已经看到了男人为什么会对女人进行奴役；女性贬值是人类进化的必要一步，但它也可以导致两性间的合作；所谓的压迫应当解释成生存者通过认同于他人（他因此压迫他人），来逃避自我的倾向。在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男人身上，今天都有这种倾向；而且大多数人还屈服于这一倾向。丈夫想通过妻子，情人想通过情妇，发现自己具有永久不变的偶像形式；他要用她去寻找他的男性气质、他的主权地位、他的即刻实现的神话。“我丈夫根本不看电影，”他的妻子说，因而把含糊的男性见解铭刻在永恒的大理石上。但他本人也是他的双我的奴隶：要树立使他充满危险的形象是多么费力啊！尽管他在所有方面都是成功的，这一形象也仍要取决于女人反复无常的自由：他必须时刻注意让这一形象有利于自己。男人念念不忘让自己显得像个男性，显得重要和优越；他是如此做作，以至于得到了做作的回报；
　　他也是有攻击性的、不安的；他之所以对女人怀有敌意，是因为他害怕她们；他之所以害怕她们，是因为他害怕他自己所认同于的那个人、那个形象。在消除、升华和转移种种情结时，在谈论文人时，在诱惑她们时，在害怕她们时，他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他想在解放她们的同时让自己得到解放，但这又正是他所恐惧的。所以他顽固地坚持那种神秘物，以便把女人继续束缚在锁链中。
　　许多男人已经意识到她在受骗。“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然而，当一个人身为女人时，其不幸还在于她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一种不幸，”克尔恺郭尔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掩饰这种不幸。例如，监护制度虽然早已废除了，女人却一直有着“保护人”，如果他们被赋予旧时监护人的权利，这是为了女人本人的利益。不准她参加工作，让她呆在家里，这是为了让她免受她自己的伤害，并为了确保她的幸福。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是把多么美妙的面纱抛到了她那单调乏味的家务和母性负担上面的：她用她的自由换来了“女性化”这笔虚假财富。巴尔扎克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诡计，他劝告男人要把她当做奴隶对待，同时又要让她相信她是王后。许多男人并不那么玩世不恭，他们想承认她确实有特权。美国的有些社会学家今天在传授“下层阶级利益”理论。法国也经常有人宣称工人很幸运（虽然不那么科学），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去“保持仪容”，乞丐则更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衣衫槛褛地睡在人行道上，所享受的快乐是德·博蒙伯爵和温德尔家族万万享受不到的。和快活地抓着身上跳蚤的无所顾忌的穷人一样，和挨鞭子抽时仍在笑的可怜黑人一样，和埋葬自己的饿死的孩子时仍面带笑容的乐天的突尼斯阿拉伯人一样，女人也有那种无法比拟的特权，即没有责任感。
　　她虽然摆脱了讨厌的负担和操劳的束缚，不过仍具有“那好的一面”。但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的一种顽固变态（它无疑和原罪有关），那些有好的一面的人们始终在向他们的保护人求援：“我受不了了！你给点东西让我吃饱吧！”但是，慷慨的资本家，宽厚的殖民者，超等的男性却在手里紧握着他们的枪：“继续保持好的一面，把它坚持下去！”
　　必须承认，男性更多地是把女人看做同谋，这和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通常看法不一样。
　　他们由此得到授权，虚伪地宣称，她一直在渴望得到他们所硬加给她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她受的教育的所有主要特征，都联合起来阻止她走上反抗和冒险的道路。社会通常（从受她尊重的父母开始）虚伪地向她赞美爱情、献身、自我奉献的崇高价值，进而向她隐瞒了这一事实，即无论是情人或丈夫，还是她的孩子，都不愿意接受这一切沉重负担。她之所以愿意乐于相信这些谎言，是因为它们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下坡路：在这方面其他人对她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她从小到现在的整个一生中，他们都把这种服从当做她的真正使命（这对每一个对自由感到焦虑的生存者都是很诱人的），以此去损害她，收买她。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教得懒惰，整天寻欢作乐，不去学习，也不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那么长大以后，很难说是他自己愿意无能和无知的；可是女人就是这么被教育大的，她从来没有对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所以，她很容易让自己去依靠他人的保护、爱情、帮助和监督，很容易让自己迷恋于自我实现的希望而不去做任何事情。她在屈服于这种诱惑时犯了错误，但是男人不配去指责她，因为是他让她受到了诱惑。当他们产生冲突时，每一方都会让对方为这种处境负责；她会指责他，是他让她变成了这个样子：“没有人教我去推理和自谋生计”；
　　他则会指责她，她已接受了这种后果：“你什么也不懂，你是个无能的人”等等。每一个性别都认为它能够通过采取这种攻势来为自己辩护；但是，一方所犯的错误不能成为为对方的罪责进行开脱的理由。
　　使男女相互对立的无数冲突源于这一事实：每一方都不准备承担由一方所提供的、由另一方所接受的处境造成的一切后果。“不平等中的平等”是一个可疑的概念，这一方用它去掩饰他的专制，那一方则用它去掩饰她的懦弱，这个概念经不起体验的考验：在双方交换时，女人所要求的抽象平等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保障，男人所要求的具体不平等也已经存在。结果，在每一个结合中都有关于“给予”和“占有”的含糊意义的无休止争论：她抱怨她给予了她的一切，他则抗议她占有了他的一切。女人不得不懂得了，交换（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法则）是以提供的商品对于买主而不是对于卖主所具有的价值为基础的；而她却认为自己有无限的价值，她受骗了。实际上，她对男人是一种娱乐、一种快活、一个伙伴、一种次要的礼物；他对于她则是她生存的意义，她生存正当性的证明。所以，这种交换并不属于等价交换。
　　这种不平等尤其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他们所共同度过的时间，尽管着上去是等量的，实际上对于双方却有着不同的价值。在男人和他的情妇一起度过傍晚的时候，他可以去做对他的职业有利的事情，可以去看朋友，可以去培养业务关系，可以去谋求再创造；对一个通常被并入社会的男人来说，时间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意味着金钱、名誉和快乐。相反，对于懒散无聊的女人来说，时间却是她希望加以摆脱的负担；如果她能够成功地把它给消磨掉，这对她是有益的，所以男人的出现会带来足够的好处。在许多情况下，男人之所以十分明显地对私通感兴趣，是因为他从中得到了性的利益：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情愿和情妇呆在一起的时间与性行为所需要的时间一样多；但是除了例外情况，就她而言，她所希望的却是把她手头上的多余时间全部给打发掉；而且和除非顾客买萝卜否则就不卖给他土豆的店主一样，她也是除非情人舍得花时间陪她谈话和“出去”，否则就不会交出她自己的身体。如果在男人看来这种代价基本上还不算太高，便会达到平衡，而这当然要视他的欲望有多强和他认为要作出的牺牲有多大而定。但是，如果女人所要求或献出的时间太多，她就会像溢出河岸的河水那样只会起到侵犯作用，这时男人会宁肯什么也得不到，也不愿意要得太多。于是她会降低自己的要求，但达到平衡常以双方的紧张为代价，因为她会觉得男人廉价地“占有”了她，而他则会认为她的要价太高。这样分析当然有点幽默；但是，除非这些恋爱具有嫉妒和排他的情欲，因而男人想完全占有女人，否则在感情、欲望乃至爱情的情况下，会不断出现这种冲突。他总是有“别的事情要做”，这需要花费他的时间；而她却有的是时间去挥霍；
　　他认为她献给他的许多时间，不是礼物而是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