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至今仍在限制女性的才能。许多女人一直在逃避，而现在则越来越逃避自恋和虚假魔力所设下的陷阱；但是，从未有人完全蔑视过谨慎，试图出现在既定世界之外。首先，当然有许多人只是在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她们是资产阶级的杰出女诗人，因为她们是这个面；临威胁的阶级当中的最保守成分。她们用精选出来的词汇，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文明加以提炼；她们赞美中产阶级的幸福理想，用诗一般的斑斓色彩去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她们特意安排了冠冕堂皇的神秘说教，目的在于说服女人“保持女性气质”。古老的房子、羊圈和菜园。个性突出的老人、淘气的孩子、洗涮、腌制、家庭聚会。
　　化妆品、客厅、舞会、不幸却又是典型的妻子、奉献与牺牲的妙处、有点不满却又是十分快活的婚爱、少女时代的梦想、母性的听天由命——这些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小说家们早已用尽的主题；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更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正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基于反叛心理，乔治·艾略特详细而戏剧性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场景；尽管如此，如弗吉尼亚·沃尔芙让我们看到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为了摆脱表面的束缚，仍不得不消极地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们在到达具有远见卓识男作家的始发阶段时，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利用她们的胜利，也没有去破坏阻止她们前进的一切规则。例如，我们在她们身上既不会发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轻松，也不会发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此外，她们也不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之类作家的那种丰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行军途中》虽然辉煌，却仍不可以和《战争与和平》同日而语的原因一呼啸山庄》尽管宏伟，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广阔的视野。
　　今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暴露这种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锐的玩世不恭是对屈辱和羞耻的防御，因此这是初步表现出来的增越。通过追求目光敏锐，女作家正在为妇女事业进行着重要服务；她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服务于这项事业仍是太关注了，以至对极为广阔的世界未能采取无私的态度。当她们揭去了幻觉和欺骗的面纱时，她们认为自己做得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消极的大胆仍会使我们面对着一个谜，因为真相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陈述，就必须通盘重新考虑、重新塑造。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女人驱除幻想的勇气已经衰竭，她惊恐地停留在现实的门槛上。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例如真诚迷人的女性自传存在；但是没有一本可以同卢梭的《忏悔录》和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相比。我们依然太热衷于看清事实了，以至不想透过黑暗，超越具体描述的范围。“女人决不会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对我说。这非常正确。她们对有可能探索这个世界的现象仍在感到惊讶，所以她们—一清点这些现象，而不是尝试发现其意义。有时她们擅长于观察事实——已知的事物。她们可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记者；例如没有哪个男记者能超过安德烈·维奥丽丝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采访报道。女人能够描绘气氛和人物，能够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能够让我们同样感到他们内心的隐隐骚动。
　　维拉·凯瑟、埃迪丝·华顿和多萝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笔触描写人物和风土人情的。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么令人信服：她们对男人的认识仅仅限于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善于描绘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的体验、她们自己的世界；她们虽然注意隐蔽的事物本质，迷恋她们自己的奇特感觉，但依旧热情地用耐人寻味的词句和世俗的形象比喻，去表达她们自己的体验。她们的词汇常比她们的句法更引人注目，因为她们感兴趣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她们未能追求典雅的抽象，但作为补偿，她们的话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大自然是她们最喜欢探索的领域之一。对少女来说，对尚未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大自然意味着女人本身对于男人所意味的东西，即意味着她自己和对她的否定，一个王国和一个流放地；佯装他者的一切。正是在谈到荒野和花园的时候，女小说家才会极其亲切地向我们揭示她的体验和梦想。她们许多人把奇迹般的生命力和季节封闭在水盆里，花瓶里，花圃里；
　　其他人虽然没有把植物和动物给关起来，但通过柯莱特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种充满爱心的密切观察，仍竭力让它们属于她们自己。其实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自然中的非人化的自由，试图去破译它的外来含义，热衷于与这个他者的存在结合起来：除了埃米莉·勃朗特。
　　弗吉尼亚·沃尔芙和玛丽伟伯偶尔为之，几乎无人沿着卢梭所开辟的道路去冒险。
　　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横跨既定存在、探索其神秘度的女人是屈指可数的：只有埃米莉在向死亡发难，只有弗吉尼亚·沃尔芙在对生命提出质疑，只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很经常）在对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表示怀疑。任何女人都未能写出过《审判》《白鲸》《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那样的作品。女人没有去争取人的处境，因为她们还没有接受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既缺乏超自然的反响，也缺乏愤懑；她们没有顺便去理解一下世界，没有向它提出问题，没有暴露其矛盾：她们对待它仿佛是太认真了。应当说，多数男人也有这种局限性；当我们把有成就的女人同极少数应当称为“伟人”的男性相比时，她就显得平庸无奇了。并不是特殊的命运在限制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未曾达到过（暂时还根本不可能达到）最高的顶峰。
　　艺术、文学和哲学，是试图以人的自由，以创造者个人的自由，去重建这个世界；一个人要有这种报负，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接受他是一个有自由的人的这种地位。教育和习俗强加给女人的种种束缚，正在限制着她对世界的把握；当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斗争过于艰巨时，无疑人们会脱离这种斗争。目前，如果有谁想去尝试重新把握这一斗争，谁就必须首先从这一斗争进入一种主权者的孤独状态：女人首先要痛苦地、骄傲地开始她在放纵和超越方面——即在自由方面的实习。
　　我所渴望的是，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道，能够自由地去单独散步，能够自由地走来走去，能够自由地坐在蒂莱里埃花园的长椅上。没有这种自由，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你被某人陪伴着时，当你必须等待你的伙伴、你的家人时，你认为你能够利用你所见到的事物吗？！……这是起码的自由，这是没有它你便不能认真而成功地做点重要事情的自由。由于那种愚蠢而持续的压抑，思想被戴上了锁链……这足以使你的双翼下垂。这是没有女艺术家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