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维持生命体比适当地保持地面清洁更具体、更至关重要。烹饪的努力显然是在向未来超越。然而，如果说参与另一个人的自由超越，比沉湎于物品更可取，这不在是指它的危险比较小。烹饪工作的功效，只能在她桌子周围的那些人的嘴上发现。她需要得到他们的赞赏，她希望他们喜欢她做的菜，吃完了还要。如果他们不饿，她就会感到不痛快。就此而论，人们真是不明白，究竟炸土豆是为了丈夫，还是丈夫是为了炸土豆？这种含糊性明显表现在作为主妇的妻子的一般态度里：她为丈夫理家，但又希望他把全部收入花在买家具和电冰箱上。她希望让他幸福，但他只有在她所确定的幸福范围内活动，才能得到她的赞成。
　　曾经有过这些要求得到一般满足的时期，有过这种幸福也是男人的理想的时期，即他非常依恋他的家和家人的时期，甚至孩子们也愿意突出表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过去的特征的时期。在这样一些时期，她作为家里的统治者，作为餐桌的负责人，被公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今，在处处使父权文明不朽的一些地主和富有农民当中，她仍在扮演着这种无比荣光的角色。
　　但总的说来，婚姻在今日是已消亡的生活方式的一种遗风，妻子的处境比以往更令人不快，因为她虽然仍负有相同的义务，却不再享有相应的权利、特权和荣耀。男人今日结婚，是为了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但他不想让自己在那里受到限制；他希望既有一个家庭，又可以随时从那里逃出；他虽然已有住处，可实际上常仍是一个流浪汉；他并不蔑视家庭幸福，但又不把它当做目的本身；重复使他厌倦，他喜欢猎奇、冒险、反抗征服，喜欢找能使他摆脱a deux[双双]孤独的伙伴与朋友。孩子们甚至比他们的父亲更想摆脱家庭的限制：生活对他们来说在别处，在前面；儿童总想猎奇。女人试图建立一个永恒的、连续的宇宙，而丈夫和孩子们则想超越她所创造的处境，因为这种处境对他们只是一种既定的环境。这就是她即使不愿意承认自己终身致力于的活动有可疑的性质，仍要强迫他们接受她的服务的原因：她从母亲和主妇变成了苛刻的继母和泼妇。
　　所以，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自主性；它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既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它只有在与越出自我的、超越自我的、在生产和活动中走向社会的生存者相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和尊严。这就是说，她的工作远没有让她获得自由，而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们。她通过他们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但她在他们生活中只是一个次要的中介。虽然“服从”在法律上不再是她的义务，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处境，因为这并不取决于夫妻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婚姻群体的结构。女人不被允许做一些积极的工作，因而无法赢得做一个完整的人的资格。不论她可能受到怎样的尊重，她终归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
　　她身上之所以压着沉重的祸根，是因为她不能把握她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婚姻生活的成功与失败，对她比对她的丈夫更至关重要的原因。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生产者，其次才是一个丈夫；她则首先是一个妻子，而且往往只是一个妻子。她的工作不能帮她摆脱她的处境，相反，她的工作正是由于她的处境才获得或高或低的价值。如果她在爱，在无私地奉献，那么她就会愉快地完成她的任务；但如果她在完成这一任务时有怨恨，那她就会觉得它们是单调乏味的。在她的命运中，它们将只起次要作用，对婚姻生活的成败没有影响。因而，我们必须继续来看看在生活中，女人的处境是怎样被具体感受的——这一处境主要表现为床上“服务”和理家“服务”，而且女人只有接受她的附属身份，才能获得她的尊严地位。
　　少女从童年期进入青春期时，会面；临一种危机；正是另一种更严重的危机，才使她进入了成人生活。在女人身上，除了突如其来的性发动带来的紊乱外，还产生了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种种转变所引起的焦虑。尼采指出：
　　犹如被可怕的雷电袭击，被婚姻一下子抛进了现实和性关系，发现爱情与羞耻处于矛盾之中，由于上帝与禽兽惊人地相似，而不得不觉得狂喜、牺牲、义务、怜悯和恐惧是一回事——这使在徒劳地寻找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事物的精神感到惶惑。
　　在某种意义上，令人激动的传统的新婚旅行，就是为掩饰这种惶惑而安排的：由于离开了她的日常世界若干星期，暂时中断了她的所有社会联系，年轻女人失去了她在空间、时间和现实中的地位。但她或迟或早总要恢复那种地位，她在她的新家根本不会感到那么自在。
　　她与姐家的联系，远比与年轻丈夫家的联系密切，所以当突然中断时，她有一种深切的被抛弃感，并对令人眩目的自由或多或少地感到痛苦。如果她已经得到了某些自由，或者，如果她仍处在家庭的支配下，因而仍可以指望得到某种保护，那么这种变化就不会那么显著。但是通常，即使她想获得自由，也会对离开她至今所熟悉和信任的一切感到不安。
　　只有圆满而热情的性生活，才可以重新给她造成一种宁静的内在气氛。但最初她往往不但不会感到愉快，反而感到烦恼。她的反应和月经初潮时的反应十分相像：她讨厌对她女性气质的这种揭露，一想到它将重复出现便会感到恶心。随着经期的形成，少女伤心地意识到她还不是成人。随着处女贞操的丧失和结婚，她变成了一个成人，最后一步也走完了——现在又怎样呢？有一种惊人的失望感不但在依附着处女贞操的丧失，而且也在依附着婚姻本身：
　　一个虽然与她的未婚夫或其他男人有过“关系”，但婚姻对她仍代表完全进入成人生活的女人，往往会有这种反应。一个人在开始一项事业时总是意气风发的，但没有什么比意识到他无法控制命运更让他垂头丧气的了。对于这种决定性的、不可改变的背景来说，自由仿佛是极其不必要的。从前，当少女尚处在她的家庭的庇护下时，她尽可能地利用她所拥有的自由去反抗和期待变化，去赢得婚姻本身。
　　现在，她结了婚，再也没有别的前途，这就是她在人世间的全部命运。她完全清楚她即将承担的任务是什么：和她母亲所承担的任务一模一样。同样的礼仪将日复一日地被重复着。她做女孩子时一无所有，但她在梦想中期待一切。她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点点地盘，却在苦恼地想：“永远只有这么一点点！永远就是这个丈夫，这个住处。”她无所期待，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盼望的了。
　　然而，她对她承担的新责任感到畏惧。即便她的丈夫是一个成熟而又有权威的人，她同他发生性关系这一事实也会使他威信扫地：他不可能取代父亲，更不用说取代母亲了。他不可能让她不再向往她的自由。在她新家的孤独中，受一个她多少有点陌生的男人的束缚，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个妻子，并且注定要轮到她去做母亲，这令她不寒而栗。她永远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失落在前途无望的世界，被弃于冷冰冰的现在，于是她开始觉得这纯粹无聊的骗局实在是乏味得很，令人麻木不仁。这一切苦恼，被异常透彻地描写在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日记中。
　　她怀着少女的热情嫁给那位伟大的作家，却发现自己对他的过去，对他的兴趣一无所知。她在他的生活中并不是第一个女人，她无法看透他的心思，肉体关系令她感到厌恶，他时常发脾气，显得冷酷无情，她想去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为什么要永远离开家？她无所事事，精神空虚，一无所求，生活令她厌倦。小说家柯莱特和马塞尔·普雷沃也都描写过这种可悲的厌烦和失望。雅内之类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则谈到了有时在极端情况下所导致的神经症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