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少女的戏剧性事件，都和她们的家庭关系有关。她们想割断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时而表现出对母亲的敌意，时而留住对得到她保护的强烈需要。她们很想垄断父爱，她们妒忌、敏感、苛求。她们常常编造故事，想像她们的父母并不真的是她们的父母，她们是被收养的孩子。她们把秘密生活归因于父母，冥想他们的关系。她们经常想像，父亲是被误解的、不幸的，他觉得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而女儿却可以成为他这样的伴侣。或者相反，想像母亲认为父亲粗俗、残忍是对的，母亲害怕同他发生一切肉体关系。幻想、表演、孩子气的悲剧、虚假的热情和古怪的行为——所有这一切的起因，不应当到女性的神秘灵魂中去寻找，而应当到女孩子的环境、她的处境中去寻找。
　　对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超越的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身的劣等性原来是固有的先天本质，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对任何把自己看做此者（the One）的人来说，明白自己具有他性和相异性，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开始学习在世界上如何生活，领悟到在世界上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时，产生的正是这种体验。她所属于的那个领域，处处受到男性世界的封闭、限制和支配：不论她把自己抬得多么高，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冒险，她的头上总是有一块天花板，四周总是有墙挡住她的去路。男人供奉的众神在天上是如此遥远，以至对他来说，众神实际上不存在：小女孩却生活在人所扮演的众神中间。
　　这种处境并不是唯一的。美国黑人就知道，他们被部分融化于一种文明，虽然这种文明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低劣的等级。在理查德·莱特的《土生子》中，比格·汤姆斯在早期生活中所痛苦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劣等性，这种该诅咒的相异性，而这是他的肤色所注定的：当他看到飞机飞行时，他知道自己作为黑人是不被允许上天飞行的。因为自己是女人，小女孩知道，人们不许她去航海、到极地探险，不许她有丰富多彩的冒险生活和数不尽的快活：她天生与此无缘。在黑人和女人之间有着一个重要的差别：黑人在服从时会有一种反抗感，没有任何特权会补偿他们的严酷命运；而在女人面前却有一种共谋的诱惑。我早就想到过这一事实：和想获得主权自由的主体的真实要求一起出现的，还有生存者对顺从和逃避的非真实渴望。被父母、教育者、书籍与神话，以及女人与男人所虚构出来的被动快活，似乎很值得少女向往。她从小就受到教导要享受被动的快活。这种诱惑越来越阴险。随着她的超越的飞翔撞到更坚硬的障碍物上，她必然更加不幸地屈服于那种快活。
　　但是，女孩子如此接受她的被动角色，也就等于同意不加反抗地服从从外部强加于她的命运，这种灾难使她恐惧。年轻的小伙子，不论他是有抱负的，还是无所用心的和胆怯的，都会面向开放的未来。他会当一名海员或工程师，他会留在庄园或跑到城市，他会周游世界和变成富翁；他会感到在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时，自己是自由的。少女会成为妻子、母亲和祖母。她会像母亲那样理家，像小时候自己受照顾那样去照顾她的孩子——她只有12岁，可她的故事已在天国里写好了。她用不着虚构，每天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故事。当她沉思这种每个阶段都可以预见的、每天都在不可抗拒地向之迈进的生活时，既感到奇怪又感到恐惧。
　　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女孩比她的兄弟，对性神秘更为关注的原因。的确，男孩子们对这些事情也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将来他们要担任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而对女孩子来说，结婚和做母亲却会涉及到她的整个命运。从她开始隐隐感到它们的秘密那时起，她的身体就仿佛受到了可恶的威胁。母性的魔力已经消失：不论女孩子得到消息的途径是否得当，不论是早还是晚，她总会知道，婴儿并非是偶然来到母体的，也不是由于挥舞魔杖才出现的。她会不安地扪心自问。通常，她不再会觉得自己体内生出一个寄生体有什么美妙，反而觉得可怕。一想到这怪异的隆起，她就会充满恐惧。
　　婴儿是怎么生出来的？即使没有人告诉过她分娩时的哀嚎和痛楚，她也会偶尔听到这类议论，或读过圣经的这句话：“你将在悲痛中生出孩子。”她对这种无法想像出细节的折磨，有一种预感。她设想在肚脐附近动个奇怪的手术。如果她假定胎儿是从肛门生出来的，她便会因此感到不安：据了解，当小女孩们自以为发现了出生的过程时，她们会患心理性便秘症。
　　准确的解释也将无济于事。隆起、撕裂和出血时的情景，将会始终缠在她的心头。少女的想像力越丰富，就越会受这些情景的折磨，而且没有一个少女能在它们面前不瑟瑟发抖。柯莱特说，她母亲在读完左拉对出生的直白的、细致的、令人震骇的描写后，发现她晕了过去。
　　即便是大人们一再作出保证，也不会使孩子安心。因为她正在长大，她懂得不要再相信大人们的话，而且往往在生殖这类问题上，她还发现他们在说谎。她也知道，他们认为最可怕的事情是正常的。如果她受到某种强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
　　她会把这些铭刻在心的痛苦，投射到未来的分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