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神话在文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如何？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习俗和行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确阐述这个神话同现实的关系。
　　神话有各种各样。这种神话，也就是女人神话，使人类状态的不变方面——即把人类分为两个阶段的“分化”——得到升华，因而是静态神话。它把一种直接体验的，或根据经验概念化的现实，投进柏拉图的观念王国，用一种超时间的、不可改变的、必然的超越理念，来取代事实。价值、意义、认识和经验法则、这个理念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超出了已知范围：它具有绝对真理。于是。神话思想使唯一的、不变的永恒女性，同现实文人之分散的、偶然的、多样化的存在相对立。如果这一概念的定义同有血有肉的女人的行为发生矛盾，那么有错误的是后者：我们被告知的不是女性气毅是虚假的存在，而是有关女人不具备女性气质。
　　面对这一神话，相反的经验事实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它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经验。所以女人的确是和男人不一样的，这种相异性在欲望、拥抱和爱情中可以直接感受到。但是，真正的两性关系是具有相互性的关系，这样它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戏剧。由于性行为、爱情和友谊，以及替换它们的欺骗、仇恨和竞争，这种关系是都想成为主要者的有意识的人们之间的一场斗争，是彼此确认自由的自由人的相互承认，是从反感到参与的不明确转变。提出女人问题就是提出绝对他者问题，而绝对他者不具备相互性，对她做主体、做人的同类的所有体验都采取否定态度。
　　在现实中，女人当然具有各种面目，但是，围绕女人这个题目形成的每一种神话，都想in一院全地）概括她，都想成为唯一的。因而，就有一些相互不一致的神话存在，男人在女性观念显露出的不连贯性面前就犹豫徘徊。由于所有的女人都和这些原型的多数有关，而每一种原型都自以为拥有唯一的关于女人的真理，今天的男人在女伴面前也就再度感到惊讶，就像老诡辩家不明白人的肤色怎么会又有白色的又有黑色的时感到的惊讶那样。社会现象早就表明了向绝对的转变：正如智力不成熟的人认为，事物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阶级关系、模式功能也容易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以维护世袭财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必然暗示，不但存在着拥有和遗传财产的人们，也有拿走所有者的财产并让财产流通的男男女女。冒险家、骗子、小偷和投机者之类的男人，一般为群体所唾弃；而利用性简力的女人，却能够让年轻男人甚至家长分散他们的世袭财产，不受法律的制约。这些女人，有的在挪用她们受害者的财产，或用不正当手段取得遗产。这种角色被认为是邪恶的，扮演这种角色的女人被称为“坏女人”。
　　但是，与此完全相反，在其他场合下，如在家和父亲、兄弟、丈夫或请人在一起时，她们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守护神。对富豪进行“敲诈”的高级妓女，往往也是画家和作家的慷慨赞助人。在实际生活中，阿斯拒西鞋的次轰巴杜夫人的有歧义性约人格很容易得到理解。但是，如果把女人描绘成螳螂、曼德拉革和恶魔，那么发现女人还是缪斯、大母神和贝阿特丽丝，就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由于一级来说群体象征和社会模式是由相反的对废物来确定的，看来矛盾将是永恒女性的固有性质。神圣的母亲和残忍的继母相关，而天使般的少女则和邪恶的处女相关：所以人们有时会说母亲即生命，可是有时也会说母亲邓死亡；有时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纯洁的精神，有时也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献给居克的肉体。
　　显然，让社会或个人在两种对立的基本范畴之间做出选择的，并非是现实。在所有的时期，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和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抉择。社会和个人常常把自身所坚持的制度和价值，投入所选定的神话。所以要女人呆在家里的父权制，才确定她是感情的、内向的和内在的。实际上所有的生存者部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当一种制度没有给生存者提供任何目标，或阻止地达到任何目标，或不讳地取得胜利时，他的超越性就会徒劳地陷入过去，就是说，重新陷入内在性。这便是父机制派给女人的命运，但这决不是一种天命，就像受奴役不是奴隶的天命那样。在奥古斯特·孔德那里，可以清楚看到这种神话的发展。把女人和利地主义相提并论，是为了以她的奉献来保障男人的绝对权利，这是在强迫女人服从一种绝对命令。
　　没有必要把神话和承认意义混为一谈。意义在客体中是内在的，通过生动的体验昭示于精神。而神话是一种超越的理念，完全不为精神所认识。米歇尔·莱里在《人的时代》空述他对女性器官的看法对，告诉我们的是有意义的事物，而不是精心炮制出来的神话。对女性身体的惊奇，对经血的厌恶，都来自对一种具体现实的淹没。揭示女性肉体的色情性质的体验，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即使有人想通过与鲜花式水晶《比来描绘这种性质，也不于人的处境的极其神秘的事物，而这一神秘事物，在女人身上呈现出极其令人不安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