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由于这种顽抗而停下来。机器的出现摧毁了土地所有制，推动了和妇女解放运动一起出现的工人解放运动。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力促女人走出家庭，赞同她获得解放：柏拉图设想出了一种公有制，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妇女将享有斯巴达女人那种自主权。随着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和卡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出现，也产生了“自由女人”的乌托邦。这种理论认为，对工人和女人的奴役应当废除，因为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不幸，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这一学派并不流行，如傅立叶就把妇女解放和恢复肉欲混为一谈，要求每个人都有屈从情欲召唤的权利，希望用爱情替代婚姻。他认为女人不是一个人，而只是在发挥她的色情功能。卡贝认为有可能实现男女完全平等，但他又对女人参与政治加以限制。其他人则要求让女人受到良好教育，而不是让她们获得解放。
　　在19世纪，由于改革的影响，始终存在着对女人的高尚见解，这种见解也出现在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n）那里。但是，妇女事业却被支持女人的无能之辈搞得有点声名狼藉。俱乐部。杂志以及“布鲁默主义”之类的情愿运动，全都沦为笑柄。当时最有知识的女人，如德·史达尔夫人（Minedestae）和乔治·桑（Geong sana），始终在回避这些运动，为自由而进行她们自己的斗争。但总的说来，女权运动得到19世纪改革运动的支持，因为这一运动在追求平等公正。蒲鲁东（Proudhon）是个明显例外，他破坏了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盟关系。他把正派女人贬到家里，贬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他试图证明她的劣等性。“要么当主妇，要么做妓女”，这就是他为女人所提供的选择。但是，和所有反对女权的人一样，他也为“真正的女人”，即处于奴隶地位的女人以及男性的影子，进行热情的祈祷。蒲鲁东虽有这种热情，却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得到幸福：蒲鲁东夫人的书信只不过是反映了她的一腔哀怨。
　　这些理论论争都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它们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模糊反映。女人之所以在经济上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从史前时代就已失去——是因为她走出了家庭，在工业生产中扮演了新的角色。是机器使这种剧变成为可能，因为在机器生产中男女工人的体力差异基本上不起作用。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是男人所无法单独提供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女人的合作成为必然。
　　这是19世纪发生的最重要革命，它改变了女人的命运，为她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评估了这次革命所波及的范围，认为妇女解放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倍倍尔说，实际上，“妇女和工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在受压迫。”由于女人和工人的劳动通过技术发展将呈现出重要意义，他们会共同摆脱压迫。恩格斯指出，女人的命运同私有制的历史联系密切；父权制取代母系制是一场灾难，它使女人受着世袭财产的奴役。但是，产业革命却是对那种权利丧失的补偿，它将导致女性的解放。这一结论在前面已经引用过（见第三章　）。
　　在19世纪初，女人受到的剥削比男工更可耻。在家从事的劳动构成了恩格斯所谓的“血汗劳动制”。女工虽然忙得团团转，挣的钱扔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于勒·西蒙（Jues Simon）写的《女工》，以及保守的勒鲁瓦精利厄（Inap－Beaulieu）1873年出版的《世纪的女性劳动》，都对这些可恶的弊端进行了谴责。勒鲁瓦一博利厄说，法国有20多万女工，每天挣的钱还不到50生丁。她们要匆匆忙忙地从家跑到工厂去上班，而且，直到不久以前，她们在工厂以外也只干些缝纫、洗衣和做家务之类的活苦钱少的工作。就连饰带。女工之类的生产也被工厂垄断。作为补偿，在棉、毛和丝织品行业有大量的就业机会；纺织厂尤其雇用女人。厂主往往宁愿雇用她们也不愿意雇用男人。“她们活儿子得好，要的工资少。”这种带有讥讽意味的说法，揭示了女性劳动的戏剧性，因为正是通过劳动，女人才赢得了做人的尊严，但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且姗姗来迟。
　　纺织劳动是在极其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进行的。布朗基道：“饰带厂的一些女工在工作时，为了手脚并用，几乎不得不把自己悬在皮带上。”1831年，丝织工人在夏天要从早上3点子到天黑，冬天要从早上5点干到夜里11点，每天要劳动问个小时。如诺贝尔·特律坎（Norbert Truopin）所说：‘“工厂里的劳动环境往往是有害健康的，那里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年轻的女工有一半还没满学徒期就得了肺结核。她们若是抱怨，就会受到指责，说她们是在装腔作势。”
　　而且，男雇员还占年轻女工的便宜。《里昂事件之真相》一书的匿名作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动用了骇人听闻的手段：贫困和饥饿。”有时女人除了工业劳动，还要从事农业劳动。她们受到玩世不恭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做了这样一个注释：“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
　　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温柔恭顺的无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在总结马克思和评论倍倍尔时，G·德尔维勒（G．DerVille）写道：“要么当宠物，要么做役畜，今天女人只能如此。她们不工作时要靠男人养活，拼命工作时仍要靠他养活。’女工的处境十分悲惨，以至西斯蒙和布朗基要求不给女人接近工场间的机会。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部分在于她们最初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不懂得怎样通过工会把自己组织起来。妇女的“协会”要追溯到1848年，这些协会开始时是产业工人协会。如下面的数字所表明的，这一运动进展缓慢：
　　1905年，有781392名工人加入工会，其中妇女有69405人；1908年，有957120名工会会员，其中妇女有88906人；1912年，有工会会员1064413名，妇女占92336人。
　　1920年，有工人1580967人，其中女工和女雇员有2390l人加入工会；在总数为1083957名女性农业劳动者当中，加入工会的只有36193人。总计有3076585名工会会员，其中女会员有29M人。她们之所以在新机遇面前如此束手无策，是因为听天由命和顺认的传统，是因为她们缺乏共同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