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中世纪男人对女人持有相当不利的见解。艳诗作品无疑在赞美爱情，《快乐的罗马人》怂恿年轻人终身服侍贵妇人。但和这种（由抒情诗产生的）文学相反，表现资产阶级灵感的作品，却在恶毒地攻击女人：寓言、喜剧和叙事短诗指责她们懒惰、娇气、淫荡。女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教士，他们把责任推给婚姻。教会将婚姻奉为神圣，却又不允许基督教的精英们结婚：这种矛盾源于“有关女人的争论”。教士撰文对女人的缺点和男人在婚姻中受的折磨表示“悲痛”，并且热嘲冷讽，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想证明女人的优越性。
　　这场争论在整个15世纪都在持续，直到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Ihaan）在《爱上帝之书简》对教士进行了猛烈抨击，我们才第一次看到女人为捍卫女性拿起笔来。后来她坚持认为，假如小女孩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就会和男孩子一样很好地“领悟艺术和科学的一切奥妙”。实际上，这场争论只是间接涉及到女人。没有人想到要让女人扮演有别于目前的社会角色。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把教士生活和婚姻状态进行对比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由教会对婚姻的暧昧态度所引起的男性问题。这场冲突由于路德不同意教士独身制而获得解决。女人的处境没有受这场论战的影响；这场“争论”是一个反映社会态度而不是改变社会态度的次要现象。
　　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女人的法律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她在特权阶级的实际处境的确在改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它有利于强者的显露，对性别则漠不关心。女人成为权倾一时的君主，战士和将领，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这些著名女人，大多数都是高级妓女；她们在精神、生活方式和财源上都是自由的，她们的罪过和放荡都具有传奇色彩。这种放荡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一直是这些有地位的或幸运的女人的特征，她们都能逃脱当时普通道德的严厉约束。除了表明女人在环境有利时可以取得成就的女王和王后——卡特琳·德·美第奇（Chatherine de Mwhci）个伊丽莎白和伊萨贝拉（bolla），以及泰丽莎（Thrm）、卡特琳这些圣女，女人几乎没有取得积极的成就，因为她们在16世纪基本得不到教育以及其他的有利条件。
　　17世纪，有闲的女人致力于艺术和文学，在上层社会的文化沙龙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法国，德·蓝布埃夫人、德·塞维涅夫人及其他女人名声显赫。在别的地方，克里斯蒂娜王后、德·舒尔曼小姐（Mile de Schurman）及其他女人也受到类似的推崇。通过这种能力和威望，有地位或有名声的女人开始渗入男人的世界，终于通过德·曼特依夫人（Mille de Mainteno）证明，一个机敏的女人，在幕后可以对国事发挥何等重要的作用。有些人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是为了扬名于世，于是出现了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另一种女人——女演员。1545年在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女人。就是在17世纪初，大多数女演员也都还是男演员的妻子；但后来，和在私生活上一样，她们在职业上也是独立的。高级妓女在尼依·德·朗克洛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她拥有当时一个女人可能拥有的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自由。
　　到了18世纪，女人的自由在继续扩大。当时的社会习俗仍很严厉：少女只能受到很低的教育；把她嫁出或送进修女院用不着和她本人商量。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把严格的道德规范强加于妻子。但这个阶层的女人却过着极为放荡的生活，中产阶级上层“为这种典型所污染；无论是修女院还是家庭都不能把女人给约束住。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这种自由仍然是抽象的、消极的：几乎仅仅是用来寻欢作乐。
　　但有知识、有抱负的女人却在创造机遇。按龙放射出新的光芒；女人保护和激励作家，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她们研究哲学和科学，建立物理、化学实验室。德·庞帕多尔夫人（Mine de Ihanwtr）和迫·巴里夫人（Mine de Buy）的政治声望，暗示了女人的权力，她们的确在控制国家。于是在旧制度下，文化自始至终成为想有所作为的女人最容易接近的一个领域。可是还没有哪个女人能达到但丁和莎士比亚那样的高度，这一事实要用她们普遍平庸的处境来解释。除了女性精英，文化决非是任何女人的属性，决非是女性群体的属性，而男性天才却往往出自于男性群体。
　　甚至有特权的女人也在面临着重重障碍，虽然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圣·泰丽莎或卡特琳式的人物焕发才智，可是大作家及众多条件却凑在一起去反对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芙（Viopnia Woolf）在《自己的一块活动空间》中，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妹妹，并把她的贫乏而有限的生活同莎士比亚的博学而冒险的生活进行了对比。只是到了18世纪，才出现了一个叫阿弗拉·贝恩夫人（Mrs．Apha Behn）的中产阶级女人，她是一个寡妇，像男人那样靠写作为生。继她之后还出现了一些女人，但甚至在19世纪她们也往往被迫隐姓埋名。她们连“自己的一块活动空间”也没有，就是说，她们没有物质上的独立地位，而这一地位是赢得精神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一。弗吉尼亚·沃尔芙说，在英国，女作家始终引起人们的敌意。
　　法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社会生活和智力生活联系在一起。但一般来说，舆论也对“女学者”怀有敌意。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有地位、有才智的女人和伊拉斯莫等人一起，为捍卫女人而写作。那瓦尔的玛格丽特（Mmperite of Navare）写了许多文章，在反对放荡的社会习俗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感情神秘主义的、不过分拘谨的贞洁理想，这一理想把婚姻与爱情协调起来，以维护女人的名誉和幸福。女人的敌人当然不会沉默。他们又挑起了中世纪的老争论，发表了处处挑剔女人的《入门》。色情文学——《色鬼的小屋》——起而攻击女性的蠢行，宗教文学则引证圣保罗、教父和传道书的话对女人进行污蔑。
　　女人的成功引起了对她们的新攻击：举止做作的女人，被称为挑拨公众舆论的pdeicuse （女雅士）。pdeicuse ridicde （可笑的女雅士）和女学问家之类的说法受到喝彩，可是莫里哀（MOlt6re）不是女人的敌人：他猛烈抨击强迫婚姻，要求给少女表达意见的自由，给妻子以尊重和独立。博絮埃（Bossuet）鼓吹反对女人，而布瓦洛（Boileau）所写的讽刺诗，则激起一些人起来热情地捍卫女性。普兰·德·拉·巴雷，当时最重要的女权主义者，在1673年发表了《优两性平等》。他认为，男人利用优越的体力去支持他们自己的性别，而女人则因习惯而默认她们的依附地位。她们从未有过公正的机遇——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受过教育。他认为，所以，根据过去的行为不可能对她们作出判断，没有什么能够证实她们劣于男人。
　　18世纪，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两种见解的。有些作家想证明女人没有不朽的灵魂。卢梭把女人奉献给丈夫和母性，于是他成了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他说：“女人所受的全部教育应当和男人有关……女人是为了妻身于男人，忍受他的不公正而造出来的。”然而在18世纪，民主的和个人主义的理想，对女人却是有利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她们是和强健的男人平等的人。伏尔泰（Voltaire）指责女人命运的不公正。狄德罗认为，她的劣等性主要是社会造成的。
　　孟德斯鸠则自相矛盾地认为，“让女人受制于家庭是违反理性和自然的……她们根本没有统治过家庭帝国。”爱尔维修指出，对女人教育的谬见是造成女人劣等的原因。但是几乎只有梅西埃（Mercier）一个人——在他的《巴黎景象》中——对女工的悲惨境遇表示愤慨，因而提出了女性劳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孔多塞希望女人进入政治生活，认为如果教育平等，她们就会和男人平等。他说：“女人越是受法律的奴役，她们的家庭帝国就是危险…如果维持这个家庭帝国同女人的利益不那么有关，如果这个家庭帝国不再是她们保护自己、摆脱压迫的唯一手段，它就会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