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体现在男性生殖器中的超越是一个恒量。由于孩子产生的被超越感（就是说，他自己的超越被父亲所阻挠）也是一个恒量，于是我们不断遇到弗洛伊德所谓的“阉割情结”概念。小女孩没有第二自我，没有被异化在一个物体中，所以她不可能挽回她的完整性。这使得她把全部自我变成一个客体，把自己树为他者。无论她是否知道她同男孩子是可以比较的，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即使她不知道，缺少阴茎也会妨碍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性欲的人。由此会引出许多后果。但尽管如此，我提到过的那些恒量仍不会形成一成不变的命运——男性生殖器之所以呈现出它的价值，是因为它象征着其他方面的支配权。如果女人想成功地把自己树为主体，她就要造出男性生殖器的对等物。实际上，由于体现了将来想有个孩子的愿望，布娃娃可以成为一种比阴茎更为珍贵的财富。在母系社会，女人拥有使群体受到异化的假面具；在这样一些社会，阴茎失去了它的许多荣耀。实际上，人的真正特权只是由于全部处境，才以人体结构上的特权为依据。精神分析学只有在历史环境中才可以确立它的真理性。
　　我们可以用女人自己的女性意识去解释女人，但这并不比说她是一个雌性更令人满意。因为她是在取决于社会（她是其中的一员）的环境中，取得这种意识的。精神分析学的语言使潜意识和全部心理生活内在化了，所以它暗示，个人戏剧是在他的内部展开的一一 情结、倾向等这类术语就具有这样的含义。但是，生命是和世界相联系的，个人通过周围的世界来进行自己的选择，并以此来确定他自己。因此，为了找到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转向世界。精神分析学尤其没有说明女人为什么是他者。因为弗洛伊德本人认为阴茎的威望可以由父亲的主权来解释；可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又承认他对男性霸权的起源一无所知。
　　因此，虽然我们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但并不en bier[全盘]否定这门学科的贡献，或否认它的某些见解很有见地。首先，我们并不局限于认为性欲是既定的。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由于没有对女性里比多进行有效的阐述而得到证明。正如找已经说过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对它从未进行过直接的研究，仅仅把男性里比多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似乎忽略了男性吸引女性时所产生的基本矛盾心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追随者，都把女性遇到男性时的焦虑，解释成一种倒置的受挫欲望。斯特克尔则比较清楚地看到，这里涉及到某种固有的反应，但他对此的解释也是肤浅的。他说，女人对破坏处女性、插入、怀孕及疼痛都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会压抑她的欲望——但这种解释也未免过于理性化了。
　　我们不应当认为她的欲望是伪装在焦虑里面的，或因恐惧而丧失，而应当认为冲动同恐惧的混合即女性欲望，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吸引和排斥的不可分割的合成是它的特征。我们也许会注意到，许多雌性动物即使在要求性交时也回避性交，我们倒是很可以责怪它们的撒娇和虚伪。但是，对原始行为模式同复杂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加以维护，并以此来阐明原始行为模式，这是荒谬的。原始行为模式实际上源于女人所谓的撒娇和虚伪的态度。由于根据男性将里比多定义为一种动力，一种能量，“被动里比多”这个概念就令人大惑不解。但是，人们最好不要持这种见解，即一种光线可能是黄色的又是蓝色的——它所需要的是对绿色的直觉。如果我们不是用“能量”这类含糊术语定义里比多，而是把性欲的含义同人的获取、捕捉、饮食、制作、服从等其他行为的含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会更加完整地把握现实，因为这是认识客观的多种方式之一。我们还应当研究性冲动对象的特质，因为它不仅是作为性行为的观察对象，而且也是作为一般行为的观察对象出现的。这种研究将超出精神分析学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假定性冲动是最基本的。
　　此外，我还要从另一个方面去提出女性命运这个问题：我要把女人放在价值领域，赋予她的行为以一种自由度。我认为，她有能力在她坚持超越和被异化为客体之间做出选择；她不是相互矛盾的动力的玩物；她会根据道德尺度想出各种排列的办法。精神分析学以权威代替价值，以动力代替选择，为道德提供了一种人造物，一种替代物，这就是关于正常的概念。“正常”这个概念对治疗学无疑十分有用，但它被精神分析学一般化，扩展到令人不安的地步。这种描述图式被当做法则提了出来。毫无疑问，机械论的心理学不可能接受道德创造力的观点。严格说来，它所能够说明的是更少，而决不是更多；严格说来，它可以容许牵制，而决不是创造。如果主体没有全面证明是发育正常的，人们就会说他的发育已受到抑制，而这种抑制又会被说成是一种不足，一种否定，而决不会是一种肯定的结果。
　　除了别的，这还使对伟人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十分令人震惊：我们被告知说，这样那样的移情，这样那样的升华，在他们身上还未曾发生过；可是这些分析没有想到，也许他们不愿意经历这个过程，也许他们有自己的充分理由；这些分析也不会认为，把他们的行为看成可能是受随意目的的促动，也许这个想法更令人满意。他们在解释个体时，总是根据这个个体同过去的联系，而不是根据其设计目标时所指向的未来。所以，精神分析学家们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幅不真实的图景，而且，几乎没有为它提供任何有别于正常的标准。在这方面，他们对女性命运的陈述是非常简单扼要的。在精神分析学家所理解的意义上，“认为自己”同母亲或父亲“是一致的”，就是在根据某种原型异化自己；就是更喜欢一个外来形象，而不是更喜欢对自己生存的自发表现；就是假装存在（hems）。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女人，受到两种异化方式的诱惑。显然，装成男人是她受挫的根源；但装成女人也是个骗局：做女人意味着要成为客体和他者——不过，在她的顺从当中他者仍然是主体。
　　对女人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既要拒绝这样逃避现实，又要在超越中寻求自找实现。于是，要做的事情是，通过所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态度，看看在她面前会展现出怎样的前景。如果一个孩子走上了父亲或母亲所指明的道路，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随意接受了他们的设计；他的行为也可能是他根据目的和目标进行选择的结果。连阿德勒也认为，权力意志只是一种荒唐的能量。他把每一种涉及超越的设计统统称为“男性化抗议”。在阿德勒看来，小女孩爬树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她和男人是平等的。他没有想到她喜欢爬树。对母亲来说，她的孩子和“阴茎对等物”完全不同。绘画、写作、参政，这些不仅仅是“升华”；这里有基于它们自身的理由要达到的目标。否认这一点就是否定了人类的全部历史。
　　读者会注意到，这种解释与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有些相似。实际情况是，从男性的观点（它被男女精神分析学家们所采纳）来看，涉及异化的行为是女性化的，而主体坚持超越的行为是男性化的。妇女史学家唐纳逊（DOnaldso）说，“男人是个雄性的人，女人是个雌性的人”。这些定义被不对称地歪曲了；而在精神分析学家们当中，尤其把男人定义为人，把女人定义为雌性——每当她的举止像一个人时，她就被说成是在模仿男人。
　　精神分析学家们把女孩和少女，说成是她们十分想认同于父母，她们在“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之间受折磨。我却认为，她们在所给予她们的客体即他者角色和坚持自由之间犹豫不决。所以，我们将会同意某些事实，尤其是在我们准备研究展现在妇女面前的非真实的逃避道路的时候。但我们赋予这些事实的含义，同弗洛伊德或阿德勒所赋予的完全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把女人定义为人，是为了在价值世界，在人们必须了解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世界，探索价值。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女人，给她们的全部处境以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