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并不想对导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分手的理论分歧详加评述，也不想详细讨论调和这些分歧的可能性。但是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根据性冲动，还是根据动机，其解释都不是充分的，因为每一种冲动都产生动机，而每一种动机又都只能根据冲动来认识。因此，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阿德勒主义综合起来也许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阿德勒在引入目标和终极性这些概念时，仍认为心理的因果关系是其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在涉及动力与机制两者的关系时，他还是一个和弗洛伊德意见一致的重要人物：物理学家在谈及冲突或引力时，总是承认决定论。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在坚持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这就是，人的历史应当用诸种决定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而且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把同一种命运分派给女人。
　　她的戏剧被概括为她的“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的冲突。第一种倾向通过阴蒂组织表现出来，第二种倾向则表现为阴道性冲动。作为一个孩子，她认为自己同父亲是一致的，后来她产生了和男性有关的自卑感，从而面临两难境地：要么坚持她的独立性，因而变得男性化（由于潜在的自卑情结，这会导致有患神经病危险的紧张状态），要么通过顺从性爱实现幸福，这种解决方式是由她对握有主权的父亲的爱所促成的。他才是她要寻找的情人或丈夫，于是她的性爱同想受支配的欲望混在了一起。她将通过做母亲得到回报，因为母性将给她提供新的独立性。看来，这出戏剧具有它自己的能量和动力。它通过各种扭曲的事件，坚定地沿着自己的航向前进，那时每个女人都被冲得身不由己。
　　精神分析学家们在经验中毫不费力地证实了他们的理论。如我们所知，只要把十分微妙的复杂情况加在托勒密体系上，用这一体系去解释行星的位置，长期以来这是可以做到的。而只要把颠倒过来的恋母情结加在恋母情绪上，只要揭示出各种焦虑中的欲望，就会把和弗洛伊德体系的正确性相矛盾的事实，顺利地和这一体系并为一体。要去解释只同背景相左的形式是可能的，而理解这一形式的方法会确切而详细地揭示出这一形式后面的背景。所以，谁要是决心描述弗洛伊德观点中的特例，谁就会遇到这特例背后的弗洛伊德图式。
　　但是，如果一种学说需要增加较次要的解释，而在增加时又是含糊其辞和为所欲为的，如果通过观察发现违背和符合规律的事例同样多，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放弃这种陈旧而又僵化的框架。诚然，今天每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在忙着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让他的概念不那么僵化，试图采取折衷的态度。例如，一位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就这样写道：“无论哪里存在情结，都肯定有一些成分存在……情结存在于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的联系中，而不是存在于其中一种成分对另一种成分的表现中。”但是，诸种成分的单纯联系这个概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心理生活不是一种拼凑，它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单纯的整体，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其统一性。我们只有用各不相同的事实去恢复生存的本来目的，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去追溯这种根源，人类就会仿佛是一个由没有意义的并且只起附属作用的强制和禁令组成的战场。
　　精神分析学家们一直都不接受“选择”这个观念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的理论体系有其固有的弱点。弗洛伊德把强制与禁令从生存者的自由选择中分离出来时，没有向我们说明它们的起源——他认为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他努力用权威观念去取代价值观念，但他在《摩西与一神论》中承认，他无法解释这种权威。例如，乱伦是由于为父亲所禁而被禁止——但父亲为什么要去禁止它呢？这是一个谜。超我使来自独断专制的命令和禁令内在化了，并摄取了它们，所以它有一种本能的动力。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由于认为道德与性欲无关，两种现实就是毫无关系的。人类的统一性似乎在瓦解，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无路可通。为了让它们重新获得统一，弗洛伊德不得不虚构离奇的故事，如在《图腾与禁忌》中就是如此。阿德勒清楚地看到，只有根据社会的处境，阀割情结才可以得到解释。他尽力解决价值问题，但他没有到具有社会所公认的价值的个体那里去寻本求源，也没有认识到性欲本身包含着价值，因而他对性欲的重要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性在人类生活中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渗透于整个生命。我们从生理学已经得知，睾丸和卵巢的生存活动同整个身体的生存活动是一体的。生存者有一个有性欲的、可性交的身体，因而在他同其他也有一个可性支身体的生存者的关系中，始终涉及到性。但如果身体和性是生存的具体表现，那就会涉及到它们的含义能否被发现的问题。由于不具备这种观点，精神分析学家们才将有待解释的事实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他们告诉我们说，小女孩对露着屁股蹲着撒尿感到害羞——但这种羞耻感是怎么来的呢？同样，在问到男性是否对他的阴茎感到自豪，或他的自豪是否表现在他的阴茎上这类问题以前，有必要知道什么是自豪，以及主体的欲望怎么会体现在一个客体上。没有必要把性当做最基本的论据，因为生存者有更根本的“生存追求”，而性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就像巴切拉德在论述地球、空气和水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论证了这一真理。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关于人的最重要的真理在于他同自己身体的关系，以及在群体中同伙伴们身体的关系。但是，在其试图发现的周围自然界的本体当中，在劳动娱乐及对各种“能动的想像力”体验时，人有一种基本的利益。人渴望与整个世界具体地取得一致，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认识它。新作上地，挖掘洞穴，同拥抱、性交一样，也是根本的活动，所以在这里只看到性的象征性的精神分析学家们，他们实际上在欺骗自己。洞穴、沼泽。裂缝、坚硬、完整，这都是些基本现实；它们引起人的兴趣并不受里比多的支配，宁可说里比多是由于它们得到人的认识而增色。完整性之所以使人入迷，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女性的处女性，相反却是由于人对完整性的崇拜才使处女性显得珍贵。劳动、战争、娱乐和艺术是人参与世界的标志，它们不可能被归结为任何其他的东西。它们所揭示出来的性质，同性所揭示的性质相抵触。个人在行使他的选择权时，所依据的既是它们又是这些性体验。但是，只有用本体论的观点去认识总体存在，我们才有可能恢复这种选择的统一。
　　的确，在决定论和“集体潜意识”的名义下，精神分析学家所坚决拒绝的，正是这种“选择”概念。这种潜意识应当向人类提供预制的意象及一般的象征主义。因而它要解释所观察到的梦与梦的、无目的行为与无目的行为的、神志不清时的幻觉之间的、比喻与比喻的，以及人的命运之间的相似之处。要谈及自由，就不应当去解释这些令人不安的一致之处。但是，自由观念并非同某些永恒的生存不相容。如果说精神分析的方法尽管在理论上是谬误的，却往往是有价值的，那是因为每一种个别情况都有某些不可否定的普遍性因素：处境与行为模式往往重复出现，而决定的契机则从普遍性与重复性的乌云中闪现。弗洛伊德说，“人体结构即命运”。
　　这个警句在梅洛一庞蒂那里引起共鸣，他说，“身体即普遍性”。生存到处都是一样，它越过了个体生存者之间的鸿沟，在相似的机体中表现自身，所以在本体论因素同性因素的关联中会发现永恒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技术、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将向社会所有成员展示出一个相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将存在着一种性与社会模式的永恒关系；处在相似条件下的相似个体，将会看到在特定环境中相似的重要特点。这种相似性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普遍性，但它部解释了这个事实：在个体的典型经历中，可以把一般类型识别出来。
　　在我看来，象征不是神秘的潜意识所炮制出来的比喻，宁可说它是一种通过模拟有意义的客体所获得的有某种含义的知觉。对大多数个体来说，象征的含义，其表现方式是相同的，因为相同的生存处境将所有的生存者联系起来，所有的生存者必然回资完全相同的人为处境。象征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和语言一样，它是被既是伙伴关系又是分离的人的现实精心制造出来的。正如精神分析学家不得不承认的，个人的发明虽然违背了学说，但却仍有它自己的位置。例如，我们的观点使我们有可能去认识广泛赋予阴茎的那种价值。如果我们不从主体的异化倾向这个生存事实出发，要阐明它是不可能的。
　　主体的自由在他那里所引起的焦虑，使他通过事物探求自我，这是对自我的逃避。这是一种基本的倾向，婴儿尚在断乳离开整体时，就马上会通过镜子，通过父母的凝视，开始把握他的异化生存。原始人通过超自然力，通过图腾受到异化。文明人则在他们个人的精神中，在他们的自我、他们的名声、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工作中受到异化。这里可以发现一种原始的诱惑，它会让人们变得不真实，无法真正成为他们自己。对小男孩来说，阴茎很奇特，它适于扮演这种“双重”角色——对他，它既是一个外来的客体又是他本人；它是一个玩物，一个布娃娃，然而又是他自己的肉体，亲戚和保姆就像对待一个小人似的对待它。
　　于是，要看到它在小男孩身上怎样变成了“一个比他本人更机灵、更有智慧、更聪明的第二自我，是很容易的。阴茎之所以被主体既看成他自己，又看成是同他自己有区别的，是因为阴茎的排尿功能及后来的勃起功能是介于随意和非随意之间的中间过程；同时也是因为它是反复无常的，仿佛是主观快感的外部根源。个体对物种的超越具体表现在阴茎那里，并且它也是自豪的根本原因。由于男性生殖器受到如此注意，男人才能把从它那里溢出来的生命同他的主观个体性结合为一体。不难发现，阴茎的长度，排尿的力度，勃起与射精的强度，是他衡量他自己价值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