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米尔说他知道得很多，因为姑娘经常谈到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认为这件事十分重要，匆匆忙忙地赶来告诉他们，把他们看作他的同志和同胞。姑娘的兄弟仇恨我们的社会制度。这是多么不幸！他来自一个下层的贫苦家庭，但因为他曾经给一个资产阶级政客当过司机，现在心甘情愿成了那些谋叛国的人的工具。是的，他可以完全肯定地这样说，因为姑娘曾把她兄弟的观点十分清楚地转告过他。据她说，他很乐意枪毙共产党员。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种人——他唯一阴谋目标就是破坏社会主义——一旦通过边境会干些什么。
　　三个人用简洁有力的平淡语气向书记员口授了这一陈述，那位年纪较大的官员告诉雅罗米尔的朋友，赶快去做必要的安排。看门人的儿子冲出去后，这位官员对雅罗米尔的帮助表示感谢。他告诉他，如果全国人民都象他一样警惕，社会主义祖国就会不可战胜。他说，他希望他们的见面不会是最后一次。“你一定知道我们的祖国有多少敌人，”这人说，“你长期和大学里的学生在一起，毫无疑问你认识许多文人。当然，他们大多数都是诚实的人，但他们中也有不少捣乱分子。”
　　雅罗米尔钦敬地望着警察的脸。在他看来，这张脸很美，纵横交织的深深皱纹证明了一个毫不妥协，精力充沛的生活。是的，雅罗米尔也希望他们的见面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很高兴能尽微力。他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
　　他们握着手，朝对方微笑。
　　带着印在他脑子里的微笑（一个真正的人的美好、起皱的微笑），雅罗米尔离开了警察总局。他在通往人行道的那段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一个晴朗严寒的早晨笼罩在城市屋顶的上方。他吸了一口冷空气，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活力，差一点要唱起来。
　　他首先想径直回家，坐在他的桌前写诗。但走了几步他便停下来；他不想独自一人。他觉得在过去那一小时内，他的容颜已变得坚强起来，步伐更加坚定，声音更加果断。他希望让人看见他新的化身。他经过大学，对每一个认识的人讲话。没有人谈论他看上去与平常有什么不同，但是太阳仍然在照耀，一首未写的诗仍然在房顶上翱翔。他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满了几张纸，但对写出的东西并不满意。
　　于是他放下笔，沉缅于白日梦中；他梦见一道神秘的门槛，青年人要想成为成年男人必须跨过这道门槛；他知道这道门槛的名字：它的名字不是爱情，而是责任。要写有关责任的诗是很难的。这个词能唤起什么意象呢？但是雅罗米尔觉得，正是这个严厉、刻板的词可以唤起新的、意想不到的意象。毕竟，他写的责任与这个词的旧的含义不同，不是由外部的权力强加的，而是人们为自己创造，自由选择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自愿的，体现了人类的勇敢和尊严。
　　这些想法使雅罗米尔热情洋溢，它们帮助他勾勒出一幅崭新的自画像。他再一次渴望让人看见这个新的变形，于是匆匆奔向红头发姑娘的住处。又是快六点了，她应该早就回到了家。但她的房东告诉他，她上班还没有回来。房东说，大约半小时前有两个男人一直在找她，他也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雅罗米尔要消磨时间，他在红头发姑娘住的那条街上来回漫步。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有两个男人似乎也在踱来踱去。他心想他们也许正是房东提到的那两个人；然后他看见姑娘从街对面走来。他不想让她看见他，于是他迅速闪进一个黑暗的门洞，瞧着她轻快地走向那幢楼房，消失在里面。他感到不自在，也不敢动。接着他看见那两个男人紧跟在她后面。几分钟后，他们三个人都出来了；这时他才注意到一辆汽车停放在离大门几步远处；那两个男人和姑娘爬进汽车，然后开走了。
　　雅罗米尔明白了，这两个温文尔雅的人多半是警察；但除了一种冰冷的恐惧感，他还感到惊奇，他这天早上的行为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行动，它使一连串真正的事件调动起来。
　　第二天，他匆匆赶到姑娘的房子，以便她刚一下班回来就截住她。但是房东告诉他，自那两个男人把她带走以后，这位年轻姑娘还没有回来。
　　他心慌意乱。第二天一早他又去警察总局。看门人的儿子仍然显得很亲热，热情地握住他的手，笑语吟吟。当雅罗米尔询问他的女友为何还没有回家时，他告诉他不要着急。“你使我们跟踪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得把那些病菌摆在放大镜下面。”他带着一种暖昧的微笑说。
　　雅罗米尔再一次走出警察总局大楼，步入一个晴朗严寒的早晨；他再一次吸了一口冷空气，感到浑身充满了命运感。然而，有一样与前一天不同。现在他想到，由于他那个决定性的行为，他已经步入了悲剧的领域。
　　是的，当他走下通往大街的那段长长的台阶时，他正是这样对自己说的：我已经步入了悲剧的领域。他朋友那句笑里藏刀的话，我们得把那些病菌摆在放大镜下面，激起了他的想象。他意识到他的女友现在正落在一帮陌生男人的手中，任凭他们摆布，她正处在危险之中，持续几天的审讯肯定不是闹着玩的事。他也回忆起他的朋友跟他讲过的有关那位黑头发犹太人的事，有关他工作中更冷酷无情方面的事。所有这些念头和想象以一种甜蜜、芬芳和庄严的物质充满了他，以致他觉得自己变得愈来愈大，象是一个有生命的悲哀的纪念碑，大步穿过了街道。
　　他心想，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两天前费力写的那首诗为什么没有价值。两天前他还没有理解自己的行为。两天前他还想写有关责任的诗。可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责任的庄严产生于爱情血淋淋的、劈开的头！
　　雅罗米尔走在街上，被自己的命运弄得很茫然。后来他回到家，发现一封信。特此邀请你下周某某日来见一些我想你会觉得趣味相投的人。信的署名是那位拍片姑娘。
　　尽管这个邀请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允诺，雅罗米尔仍然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证明了这个漂亮的拍片姑娘并不是一个失去的机会，他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个奇特的念头掠过他的头脑，这封信在这一天来到，在他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悲剧的境遇的这一天，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显然，这一切都有着某种更深沉的意义。他内心充满一种模糊的、令人鼓舞的感觉，他这两天所经历的一切已经终于使他有资格泰然自若地凝视黑头发拍片姑娘令人眼花缭乱的美丽，怀着男子汉的自信心参加她的聚会。
　　他的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诗歌，他在桌前坐下。不，爱情和责任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对自己说。那是用一种曲解的、旧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么爱情要么责任，要么爱情要么革命，——不，不，没有这样的两难处境。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是的，事情正是如此。雅罗米尔使他情人的安全遭受危险，正是因为他爱她胜过其他男人爱他们的女人；正是因为他知道，爱情和洋溢着纯洁感情的光明的新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为了未来的世界牺牲一个具体的、充满生气的女人（红头发，矫小，健谈，有雀斑的脸）是可怕的。这种牺牲，是我们时代唯一真正的悲剧，是值得写出一首伟大诗歌的！
　　他坐在桌前写作，在房间里踱步，他觉得他正在创作的这首诗是他所有诗歌中最伟大的一首。
　　这是一个心醉神迷的夜晚，比他能够想象的所有爱情的夜晚还要迷人；这是一个神奇的夜晚，尽管他独自一人在他童年时代的旧房间里。玛曼在隔壁。雅罗米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一直在生她的气。事实上，当她敲门问他在干什么时，他对她很温柔地讲话。他解释说他需要安静和集中精力。“我正在写我一生中最伟大的诗。”他说。玛曼笑了（母亲的微笑，善于接受、富有同情的微笑），让他处在安静中。
　　最后他上床睡觉。他突然想到，就在此时此刻，他的女友肯定正被一群男人围住——警察，审讯员，看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她。观看她换上囚衣，透过单人牢房的窗子窥视她坐在桶上小便。
　　实际上，他并不真的相信这些极端可能性的真实（他们多半只是录下她的口供，然后就会放她走）。但是幻想却不能控制住；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象她坐在单人牢房里，由一个陌生男人看守着，审讯员脱掉她的衣服。有件事使他困惑：这些幻想竟然没有激起丝毫的忌妒！
　　你必须属于我，如果我想要，你就得死在刑架上，济慈的叫声穿过了多少岁月在回响。为什么雅罗米尔应该忌妒呢？红头发姑娘现在比以前更加属于他：她的命运是他的创造；当她朝桶里小便时，正是他的眼睛在瞧着她；当看守粗暴地对待她时，正是他的手在抚摸她；她是他的牺牲品，他的创造品；她是他的，他的，整个属于他的！
　　雅罗米尔不再忌妒，这个晚上，他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沉沉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