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米尔瞥了一眼姨父，他一直讨厌姨父，姨母和他们那个自高自大的儿子。他觉得他那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姨父的身后是门，雅罗米尔的身后是收音机，这使他感到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支持他，当他对姨父讲话时，就象成千上万的人在对一个人讲话。“这不是暴乱。这是一场革命。”他说。
　　“让你的革命滚蛋去吧，”姨父回答，“当你身后有军队，还有警察和一个大国在旁边，发动一场革命当然很容易。”
　　当他听到姨父自负的声音，对他讲话就好象他是一个流鼻涕的小孩，雅罗米尔的仇恨涌上心头，“为了防止一小撮杂种把其余的人再次变成一群奴隶，我们需要军队和警察。”
　　“你这个小蠢蛋，”姨父回答，“赤色分子手里已经有大部分权力。他们发动这场暴乱，不过是为了把所有权力都抓到手。天哪，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蠢货。”
　　“我也早就知道工人阶级会把象你这样的资产阶级寄生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雅罗米尔几乎不假思索就愤怒地说出了最后这句话。但是，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词在共产党报纸上以及共产党演说者的讲演里不断地反复出现过，雅罗米尔一直不喜欢它们，正如他不喜欢所有的行话。他认为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即使他抱有革命观点，他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语言。然而他刚才却说到了资产阶级寄生虫和历史的垃圾箱。
　　是的，这是奇怪的！在激动的当儿（因而是在真实的自我讲话的自然时刻），雅罗米尔抛弃了他自己的语气，充当了别人的宣传工具。而且，他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欣悦感这样做的；他觉得他已成了一个千头群众的部分，一条多头龙的喉舌，看上去非常壮观。现在他感到很有力量，可以俯视那些仅仅昨天还使他脸红和结巴的人。这句话（把资产阶级寄生虫扫进垃圾箱）的不加修饰，简单明了使他愉快。因为它把置于那些直率朴素的人的队伍中，这些人漠视细微差别，他们的智慧在于他们理解那些简单得可笑的生活本质。
　　雅罗米尔（穿着睡衣裤，脖子上缠着法兰绒）双手叉腰，两腿叉开，坚定地站在正发出巨大欢呼的收音机前面。他觉得这喧声正流进他的体内，使他的身躯充满力量，直到他象一棵大树，或象发出狂笑的岩石，赫然耸立在姨父之上。
　　他的姨父，这位认为福尔特尔是伏特之父的人，走上前来，给了雅罗米尔一记响亮的耳光。
　　雅罗米尔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痛。他蒙受了耻辱，由于他感到象一棵树或岩石一样巨大有力（那条多头龙仍在他身后吼叫），他想要扑向姨父，为自己报仇。但过了一会儿他才下了决心，在此期间，姨父已经转过身去，离开了房间。
　　雅罗米尔在他身后大叫，“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你这个猪猡！”然后朝门口跑去。但是外婆抓住了他的睡衣袖子，终于使他平静下来。雅罗米尔不停地嘀咕道这个猪猡，这个肮脏的猪猡。然后回到不到一小时前离开的——带着他对那位姑娘的梦——那张床上，他再也不能想她。他的姨父还在他眼前，他的脸还感到火辣辣。他指责自己的行为不太象一个男子汉。事实上，他是那样苦苦责备自己，以至于他开始哭泣起来，愤怒的泪水打湿了枕头。
　　玛曼那天下午回来很晚，不安地叙述着白天的事件。他们马上就把她局里的局长撤职了；她对这位局长非常尊敬，局里所有的非党员都担心自己很快就会被捕。
　　雅罗米尔支着手肘坐起来，热情洋溢加入了谈话。他对母亲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是一场革命，革命是需要一定暴力的短暂插曲。以便通过建立起一个正义的社会，暴力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废除。母亲必须理解它。
　　玛曼激烈地反驳，但雅罗米尔对她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有准备。他攻击富人统治的愚蠢，攻击企业家和商人社会的统治，他机智地提醒玛曼，在她自己的家庭中就有这种类型的人，他们使她受苦。他指出她姐姐的自负和她姐夫的粗俗。
　　玛曼开始动摇了，雅罗米尔对自己这番话的成功很满意。他感到为刚才那一耳光复了仇。一想到刚才的事他就怒火中烧。“母亲，今天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宣布道“我要加入共产党。”
　　他从母亲眼里察觉到她不赞同，于是他详细地阐述他的声明。他说，他为没有在很早以前加入而感到羞愧；正是他家庭背景的负担使他同他真正的同志们分开了。
　　“你是说你为生在这个家而感到遗憾？你为你的母亲感到羞愧？”
　　玛曼象是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雅罗米尔赶紧又说，她误解了他的意思：在他看来，他的母亲——她潜在的真正自我——与她的姐姐或富人的社会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玛曼说，“假如你真的关心我，就不要干那事。你知道，跟你姨父在一起过日子是多么难。要是他发现你加入了共产党，那就会闹得不可开交。明智一点，求求你！”
　　一阵自哀自悯涌上雅罗米尔的喉头。他不仅没能回击他姨父的那一巴掌，反而又挨了一巴掌。他把脸转过去，当玛曼一离开房间，他禁不住又哭起来。
　　晚上六点。姑娘围着白色的围裙在门口迎接他，然后把他引到一个小巧舒适的厨房。晚餐结果很平常——炒鸡蛋和色拉米香肠——但这是第一次有位女人（不包括玛曼和外婆）为他煮饭，因此，他怀着一个男人受到心上人照料的自得，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他们走进隔壁房间。房间里有一张覆着针织桌布的赤褐色圆桌，上面压着一个粗大的玻璃花瓶：器壁上装饰着令人畏惧的画。一张长沙发占据了房子的一边，沙发上摆着华美的小枕头。为了这个晚上一切都安排妥了，他们只需倒在这个舒适的室内装潢里。但奇怪的是姑娘在圆桌旁边的一把硬椅上坐了下来，于是：他也这样做了。他们就这样坐在硬椅子上天南海北地谈了很久很久，直到雅罗米尔的嗓音因焦虑而显得紧张起来。
　　他必须在十一点钟回家。他曾恳求母亲允许他通宵待在外面（他告诉她，他的同学打算举行一个舞会），但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就不敢再坚持此事。此刻，他只希望还剩下的四小时会足够完成他的第一次性交。
　　但是，姑娘却说个不停，规定的时间迅速地在缩短。她谈到她的家庭，谈到她的哥哥曾因单恋而企图自杀。“这件事给我一生都留下了印象。我不可能象别的女孩。我不会轻率地对待爱情。”她说。雅罗米尔明白这番话是为了给已经许诺的性爱享受增加一点严肃的色彩。他从椅子里站起来，朝她俯下身，用一种很严肃的声调说，“我理解你，是的，我理解。”然后他扶着她从椅子里站起来，把她带到长沙发那里，让她舒适地坐下。
　　他们接吻，拥抱，爱抚。持续了很长时间。雅罗米尔一直在想，该给姑娘脱衣服了，但是，因为他以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他不知道怎样开始。首先，他不知道是把灯关掉还是让它开着。按照他听来的有关这类情形的所有谈话，他觉得应该把灯关掉。不管怎样，在他上衣里有一包透明的小袜，如果在关键时刻他打算谨慎地、悄悄地戴上一只，那么黑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紧紧拥抱之中，他似乎不可能站起来，走到开关那里，撇开这一问题不谈，这个行为对他来说也显得太不礼貌（我们不要忘记，他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在别人的房间里，毕竞应由女主人来决定是开灯还是关灯。终于，他怯怯地问，“我们把灯关掉好吗？”
　　姑娘回答：“不，不，请不要。”雅罗米尔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姑娘拒绝进一步的亲呢行为呢，还是她仅仅不愿在黑暗中作爱。当然，他完全可以问她，但他害怕用实际的语言把这样的思想表达出来。
　　他再次想起他必须在十一点钟回家，于是他强迫自己克服羞怯。一生中他第一次解开了女人的钮扣。这是她白色罩衫上的领扣，他不安地等待她的反应。她一声不响。于是他继续解开她的钮扣，把她的罩衫从裙带里往外拉，终于设法把罩衫完全脱了下来。
　　现在她躺在枕头上，穿着裙子和乳罩。奇怪的是，尽管刚才她还热烈地吻雅罗米尔，此刻脱掉部分衣服，她却显得僵硬了。她一动不动，紧紧抱住胸部，就象一个被判处死刑子囚犯向行刑队挑战一样。
　　雅罗米尔除了继续给她脱衣服外别无选择。他摸到她裙子边上的拉链，把它拉开。这可怜的家伙对裙子的挂钩一无所知，有好几分钟他徒劳地想把裙子拉到姑娘的臀部，姑娘仍然抱住她的胸部，反抗着看不见的行刑队，对他一点不予帮助，也许甚至没有意识到他的困境。
　　噢，让我们仁慈地略过雅罗米尔痛苦的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吧。他终于成功地把姑娘的衣服全部脱下来了。当他看到她如此忠实地躺在枕头上，等待着他们已经计划了很久的那个时刻，他意识到自己是无法避免脱掉衣服的了。但是，那盏枝形吊灯明晃晃地照着，雅罗米尔不好意思脱掉衣服。他想到一个主意：他瞥见了起居室旁边的卧室（一间旧式的有两张大婚床的卧室）；那儿的灯是关着的；他可以在那儿，在黑暗中脱衣服，甚至可以用一床被子盖住自己。
　　“我们到卧室里去好吗？”他辞不达意地建议。
　　“为什么？我们干吗需要卧室？”姑娘大笑起来。
　　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发笑。她的笑声毫无必要，突如其来，令人不安。不过，它伤害了雅罗米尔。他担心他说了什么蠢话，他要去卧室的念头暴露了他可笑的缺乏经验。顿时，他感到垂头丧气，遭到据弃，在枝形吊灯刺探灯光下的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同一个正在取笑他的陌生女人在一起。
　　那一瞬间，他意识到这个晚上他俩之间不可能有什么了。他绷着脸坐在沙发上；他对发生的事感到悲伤，但同时又感到解脱。再没有必要为开灯还是关灯，或者脱衣服而痛苦万分了。他很高兴这不是他的错。她不应该笑得那样愚蠢了。
　　“怎么啦？”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