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

  (1912年10月22日)
  鄙人今日得列席于此报界欢迎会,而群贤济济,至百数十人之盛,其特别之感想,殆难罄言,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休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诧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鄙人越在海外,曾未能一分诸君子之劳,言之滋愧。
  虽然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今幸得与同业诸英握手一堂,窃愿举鄙人过去对于报馆事业之关系及今后所怀抱,为诸君一言之。
  鄙人之投身报界,托始于上海《时务报》,同人多知之。
  然前此尚有一段小历史,恐今日能言之者少矣。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
  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末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明年二月南下,得数同志之助,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张文襄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佣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分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章遂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咸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
  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
  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
  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
  及丁未夏秋间,与同人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名曰《政论》,鄙人实为主任。政闻社为清政府所封禁,《政论》亦废。
  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
  计鄙人十八年来经办之报凡七。自审学识谫陋,文辞朴僿,何足以副立言之天职,惟常举吾当时心中所信者,诚实恳挚以就正于国民已耳。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虽然,鄙人此次归来,仍思重理旧业。人情于其所习熟之职业,固有所不能舍耶!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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