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任北京大学校长，日后他的著作极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无情批
　　判。1958年后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时代的
　　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和博斯年，都在台湾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称。但是20世纪中国一
　　大哲学史家冯友兰留在大陆，受当局批判无数次。
　　从这剖面着来，即见问题之大非国民党或中共能全部掌握。1920年间，这大问
　　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着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倘非如此，这批人士
　　也仍会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职为官僚。可是纵然如是，这种运动也方才伊始。如果要
　　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
　　和毛泽东有了若干从何处动手的笼统观念，此刻也无人能写成计划按步实施，也决
　　无人能在此时梦想整个衍变竟是要将一种“商业系统”加之于下面这巨大而且混同
　　一致的面包上去。1927年，李大钊已被绞死，周恩来刚在上海逃脱，毛泽东决定上
　　井冈山组织武装部队。这时候，当权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样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
　　行动已是以前历史之所无。热烈的马竞思主义者也只能想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
　　社会，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然后完成共产主义。他们将“主义”翻来覆去，也不过
　　希望模仿苏联或可将革命缩短，在以上程序里减省一两步。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
　　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
　　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这时候，即是疯狂的人也不敢预言，仅是要在中国全面行
　　使以货币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经过蒋介石五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共的突围长征，西
　　安事变，八年抗战，接着又有四年内战，更还有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乱局；即使
　　是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一切为必然。假使不把过去三个大帝国演变的程序摆在脑中的
　　话。将一种新的组织之原则加在一个泱泱大国头上，确有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何
　　况在改造过程之中这国家的人口又从当初的5亿左右增加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