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后者的分离从此具有永久性。外国的炮艇不断在中国内河航行。国际贸易由各
　　大城市里的外国租界操纵，注重各色商人的短期利润，无视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出
　　口物品以农业为主，进口货品主要针对新兴小市民阶级的嗜好与购买力。这批人士
　　为数过少。他们的兴趣过于倾向于西方，因之不足以改变人口众多和带着大块陆地
　　的中国之命运。
　　以上各种情节与景象有如万花筒，只在半个世纪之后才显示了它们历史上的一
　　贯生。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
　　字上管理。旧式的组织不以中央为各部分总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种道德上的力量自
　　居，将各部分牵扯出来，也将它们的力量视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于是全体都立
　　于一种微妙平衡的局面里保持表面上的宁静。这种新旧之间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国成
　　立时看出。所以帝制必须取消。根据过去的经验，坐在龙椅上的人物虽以道德号召，
　　要不是以出卖旁人为习惯的老手，即是一个被人愚弄终身的小儿。况且皇权之极端
　　与社会组织之无法妥协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这些原因，1911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
　　侥幸成功，以后两次重建帝制图谋也不会失败那样厉害。
　　可是向“负”的因素反抗，本身并不能立即成为“正”的力量。我们确定中国
　　的问题适于英文constitutional一字的解说。可是Constitiution固然可以译作“宪
　　法”，也可以解释而为一种品物之人身结构影响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动范围。中
　　国人历来以文人治国，过度重视constitution为一纸文书，签字盖章而庄严收藏者。
　　而忽视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赋之性能。殊不知议会采一院制或两院制，行政
　　权由总统或内阁掌握，当日所 写之宪法与下面一大群农村组织之关系极微，因为
　　乡民的识字率一般认为只5％，农民只能集体指挥，而重要的统计尚付之阙如。传统
　　的管制办法着重男人优于女人，年长的优于年幼，读书明理的优于目不识丁，这和
　　全民投票的原则以及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经济之机会不仅不相衔接，而且大相径庭。
　　况且以千计的贞节牌坊，歌颂大人物丰功伟烈之神道碑，以及祠堂里的神位和乡祠
　　里的偶象，代表着中国的大传统及小传统，过去统统有利行政之辅助工具，至今无
　　一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之桥粱。更有甚者，1905年停科
　　举，高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低层机构，亦即乡村邻里对话交流的联络线，即因而截
　　断。在这种情形之下，代议政治只是一种伪装，新成立之政党纵以不同的宗旨号召，
　　当中无一可以切实代表各选区（Constituencies）。同时城市内新兴的市民阶级力
　　量也过于低微。如果他确有能力决定全国的政治，一会向那方向动手。换言之，中
　　国之现代化可能容易得多了，假使中国文化之发展一向与西方传统平行，那么人民
　　之自由权（civil liberty）可因城市权（municipal franchise）发轫，以后普及
　　于全民，或者有如日本，他们私人资本力量在德川幕府后期即已超过大名藩主的力
　　量。
　　我们读过无数记载，指出贿过，强制解散议会，或者公开违法的行动。可是在
　　这段混淆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是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或总理执政，其为好人坏人不
　　说，当中无一个可以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
　　所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之收入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
　　旧式之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
　　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一途。谁愿向中
　　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
　　国主子之工具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此中最好例子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所谓西原借款。此事因接洽之日而得名，外表上之目的在充实中国实力以便加入协
　　约国赴欧参战，实际情形则利及接收款项的人物，他们对内倾轧而符合了日人的意
　　向。
　　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
　　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可是这种办法全靠高级军官间的人
　　身关系，也就很难在超出省区间的场合生效。于是“实力政治”（realPolitik）更
　　进一步，阴谋与政变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带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