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甚至今昔情况已有不同,他们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应
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
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
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
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
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
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
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
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
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
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
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
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
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
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
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
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
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
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
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
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
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
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
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
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
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
也会悲痛惨切。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
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
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
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
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
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
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
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
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
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国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
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
见稀少,这国家就不幸地落入马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马氏的人口论
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苏州和南京地区间,丝
织品的缎机据称数以万计。制盐业、铜矿和瓷业的制造雇佣了大量劳工。这些传闻
通常零星地载于各种资料之内,缺乏详细的记载陪衬,有时使现在的读者感到迷惑
和怀疑。实际上这些情形最多不过表现,迄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仍有若干财
中国大历史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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