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
　　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
　　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
　　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
　　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
　　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
　　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
　　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
　　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
　　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
　　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
　　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
　　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
　　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
　　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
　　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76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
　　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
　　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
　　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
　　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用
　　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
　　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
　　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
　　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
　　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
　　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
　　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
　　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
　　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
　　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
　　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
　　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
　　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
　　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
　　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
　　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
　　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地缘因素
　　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
　　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
　　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
　　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
　　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