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而不是君主。文官因为科举取士，也就是甄别选择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规可循，
　　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复如是。即算朱元璋罢宰相这一官位而终明代未曾复置，以后
　　之各“大学士”实际上亦填补了此缺陷。大学士为文笔之士，起先参加皇帝各项诏
　　书之起草，逐渐因拟稿而有了决定方针与政策的能力，到后来官阶和声望与日俱增，
　　实际上成为统合文官组织的主持人和他们的发言人，只不过他们的行动与决策还是
　　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可是独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当日北京
　　的朝廷自认将无数的村庄集结，而在其管制之下维持一种难得之平衡，绝不可让皇
　　帝尽量地发展其人身的权力。虽说在理论上讲，这种权力并无限制，最后的办法仍
　　是以人本主义调和这天授皇权，或者说是强迫的执行开明专制。皇帝登位之前既为
　　太子，则有管文学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师傅，讲授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大道利。
　　从15世纪末叶的情形看来，恐怕此时的君主已经了解，他们惟一的实权用过在惩罚
　　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则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从不间断的举行各
　　种仪节以强调皇帝宝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构成一种弄假成真的信仰。这样一来，如
　　果有任何争执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时，有了以上的安排，则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
　　他既本身不介入，也无个人之利害在其争执内，他的判断就具有夭子所赋予的威权
　　了。
　　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为什么顽皮的朱厚照要给自己官衔与职位，以便将他自
　　己和皇位分离，可是其臣僚却不能将这轻浮的举动一笑置之。他们既不便公开的反
　　叛，只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办法。而另外的一个极端：朱祐樘为人中庸，也无个性
　　上的表现，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无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坚持立长不立幼的
　　原则几乎带着宗教性的虔诚。这问题容易产生敏感，乃因其关系臣僚本身的安全。
　　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
　　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闻并不全是
　　无关宏旨的小事，既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以生死争，这也是在尴尬时期内，以一种笨
　　拙的办法对付可以谓之为宪法危机的诸项问题。
　　财政紊乱的原因
　　明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它历代沿用的军户制度很快
　　地衰退；它的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之习惯，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组。
　　军制的衰退不难解释：最初奉命以军户登记的户口并非全部出于本愿，很多是
　　被强迫“垛”入。如果他们分配有耕地的话，则其地产并非集纳于一处，而系和其
　　他私人产业相错综。被分配田地的户口，将地产买卖转当无从查悉禁止，经过数代
　　之后，有的一口死绝，有的逃亡，军户只有不断地减少，总之就是去多来少。在边
　　区屯田，其情形稍优，在16世纪初叶，大概很多屯区尚能维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户
　　数，在内地的卫所则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税收当然较朱元璋时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从未有系统的制定，基本的税收
　　数以谷米之石计算，整个朝代很少变更，历276年，其基数大致如故，所增加的是基
　　数外的附加、加耗，和盘运的脚费等等。一般情形下，因为上层要求下级政府作主，
　　自行斟酌地添增，所以毫无管制。朝代初年以责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户头上的办法已
　　不复施用，接着的是将其负担配予中等人户，最后只有摊及全民。不给偿的工役很
　　少例外的，已改为出钱代役。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户10年一轮，中间改作5年一轮，最
　　后则每年出钱代役。这样的调整有将全部义务按年征取全部用银，也有将土地税和
　　服役之役钱互相归井之势。其详细办法各州各县不同，大概视其经济发展的情形而
　　定，只是其趋势则全面一致。在16世纪这样的调整归并通称“一条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