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首长。其检举之程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是
　　否有真情实据不说，只是刑狱的范围只有越做越大，与谋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罗致
　　愈多，和主犯曾有来往也是有罪之凭据，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
　　地（专家曾作估计，因这样的检举而丧生的不下10万人）。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
　　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
　　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这国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
　　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
　　所谓“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
　　必要时也可以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
　　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代曾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
　　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俾斯麦曾认为德国经他经营，至19世纪末年已达到饱和点，因之此后不再拓土。
　　而500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
　　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
　　国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
　　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
　　民一律不许泛海。不过与外间各国接触并未完全放弃，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
　　夷进贡的名目进行，仍继续不断，只是监视得严密罢了。面对北方的防线，修筑
　　“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之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
　　明代遗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所建，上面的碉楼则系16世纪由另外一位明将
　　戚继光新添。对于此时尚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新皇帝另有指令处
　　置：他们不得同种互婚，亦即是婚嫁必以汉人为对象，违反此令的查出受鞭挞八十
　　次后发放为奴。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
　　“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困地耕
　　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所谓各“卫”及“千户所”，
　　即等于各团营之司令部，既配置于边防线上，也零星搁置于内地。各“所”有指定
　　的“军户”，永远保持兵员不会欠缺。作战动员时，等于师旅之战斗序列即由以上
　　各单位抽调编合而成，视需要的情形而定。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170万至200
　　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
　　是，使—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
　　明朝的财政
　　朱元璋另有—套设施，是关于财政与税收，其关系更为重大。经过他4次政治上
　　的检肃之后，全国确实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一般土地税的税则至轻（虽说地区
　　间的差异仍是很大），征收时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不过税率虽低，纳税人由
　　各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之下，有向国家指定之仓库交纳之义务，这些仓库有时在
　　边区远处，而且政府衙门所需要的诸般服务也不长久地隶属于各单位，而是以无给
　　制向民间征用，例如衙门内的传令、狱工，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
　　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官方旅行，也由民间支应，
　　全国有上千的驿站亦即是招待所和中继所，内有交通工具及食宿的诸项设备，只要
　　有兵部（军政部）颁发的勘合（公事旅行证券），则各驿站有招待的义务，而被指
　　派的民户也有供应的负担，但各地区以接送其官员自某一驿站至另一驿站为原则。
　　每一县份都将它向民间征取的人力与物资列成账目。全民编成班排轮流供应服
　　役。当朝代创始于14世纪时，每一民户只在10年之内有一年轮到服役，只是当中有
　　些应差的名目，夹带着不定的财政义务：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
　　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