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青铜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补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汉代的
学者更因坟墓内浮雕之出土而大开眼界。这些砖石上之雕刻原为供死者欣赏之用,
它们埋在葬穴,面对棺椁。令人惊讶的是,画像内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赎罪等
宗教性题材。而是以历史事迹、奇异的传说、传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题材。当中日
常生活一项对我们最有价值,它提供了最确切可靠的汉代社会史资料,使我们对汉
代的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高层人士穿着长袖的袍服,普遍穿戴头巾。无论举
行宴会、演奏乐器,或是作案上游戏和讲解经史,都是席地而坐。来往时通常用一
种双座马车。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
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杂耍者和魔术家相娱。有些当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兴
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时则穿着类似睡衣的宽松褐杉和犊鼻裤(短裤),偶尔还加一件
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户)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种田时需要邻里的合
作。主要的农作物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管东汉时政府已取销盐铁
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户经营的
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
汉代君主不时发出诏令,提到水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卖为奴。多数奴隶
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
全人口1%。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入韩国,最南则入于越南之东
京湾。可是在中国本部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发现一颗金印,
证明汉朝曾认当地酋领为附庸。类似的金印引用同样的设计和同样的篆文已有不少
在中国本部出土。约50年前,在韩国的一座坟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两个艺
术家的签名,并注有年份,相当于公元4年。而外蒙古国都乌兰巴托也有这两位工匠
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当于公元前2年。
到了后汉,匈奴已不足为中国严重之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
次的征伐,据说已凌加压力于游牧民族头上,使他们一波接一波的向西迁徙。有些
历史家以为日后欧洲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与匈奴有关。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
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只是羌民族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入侵
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对匈奴战事般引人注意。同时汉军对羌人出击的范围亦较小。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
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
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公
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1000名志
愿人员。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
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
如是一波冲一浪,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25000人,有次竟号称
7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从长期的历史上看来,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
献,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马队一
经组织,它们的足迹长期在历史上留驻。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
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
已存在。同时帝国国力之所及,也已尽量的向边荒远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此
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这问题不难
解答。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
中国大历史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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