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维尔已经感觉到，如果自然不曾赋与人们以怜悯心作为理性的支柱，则人们尽管具有一切的道德，也不过是一些怪物而已；但曼德维尔没有看到，人们所能具有而为他所否认的一切社会美德正是从怜悯心这种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其实，除了对弱者、罪人、或对整个人类所怀有的怜悯心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仁慈、宽大和人道呢？即所谓关怀、友谊，如果正确地去理解，也无非是固定于某一特定对象上的持久的怜惘心的产物；因为希望一个人不受任何痛苦，不是希望他幸福还是什么呢？即使怜悯心实际上也不过是使我们设身处地与受苦者起共鸣的一种情感①（这种情感，在野蛮人身上虽不显著，却是很强烈的，在文明人身上虽然发达，但却是微弱的），这种说法，除了更足以论证我所持的论点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事实上，旁观的动物对受苦的动物所起的共鸣越深切，怜悯心就越强烈。那末，十分明显，这种共鸣，在自然状态中比在推理状态中，当然是更深切得不止几千万倍。产生自尊心的是理性②，而加强自尊心的则是思考。理性使人敛翼自保，远离一切对他有妨碍和使他痛苦的东西。哲学使人与世隔绝，正是由于哲学，人才会在一个受难者的面前暗暗地说：“你要死就死吧，反正我很安全”。只有整个社会的危险，才能搅扰哲学家的清梦，把他从床上拖起。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他窗下杀害他的同类，他只把双手掩住耳朵替自己稍微辩解一下，就可以阻止由于天性而在他内心激发起来的对被害者的同情。野蛮人绝没有这种惊人的本领，由于缺乏智慧和理性，他总是丝毫不加思索地服从于人类的原始感情。当发生骚乱时，或当街头发生争吵时，贱民们蜂拥而至，谨慎的人们则匆匆走避；把厮打着的人劝开，阻止上流人互相伤害的正是群氓，正是市井妇女①。
　　①人类在精神生活中先于理性而存在的两种原始情感——自爱心和怜悯心——在性质上仿佛是不相同的，但卢梭并不绝对否认这两种情感也可能具有相同的性质。在“爱弥儿”里，他把这二者联系得更为紧密：怜悯心是从自爱心产生出来的。
　　“怜悯心实际上也不过是……”乃是拉·罗什福果所说的一句话（“伦理沉思集”，264）。卢梭曾在华伦夫人家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参看“忏悔录”，第1卷，第3章，第89页）。
　　②卢梭把出于自然情感的自爱心和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发展的自尊心加以区分。——参看作者注〔十五〕
　　①“贱民、群氓”，是卢梭所非难的哲学家们惯用的一些具有轻蔑意义的名词。卢梭在这里所以使用这些名词并非鄙视人民，乃是为了把人民的宽宏仁爱与上等阶级的自私自利形成一个更加显明的对照。
　　怜悯心的理论似乎是用以说明人民道德品质的卓越性的一种学说。卢梭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很新颖的。霍布斯曾经指出，自然人完全听凭情感的支配，为了驳斥这种说法，法学家们（如普芬道夫）主张理性本身就具有克服情感的足够力量，即使在自然状态中，也是一样。卢梭同狄德罗的看法相同，相信情感的强大力量，抛弃了唯理论者的说法，同时把精神生活建立在他认为更为民主的原则上。的确，卢梭并不象笛卡儿那样，以为理性是世上分配得最公平的禀赋，而认为人类是普遍具有感性的生物。精神生活正是建筑在这种感性上。但是理性的出现，却又使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并使社会美德发展起来。
　　说狄德罗是抱了不良意图暗示卢梭描写出一个替自己辩解的哲学家，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不过卢梭对狄德罗的指摘，至少足以证明他对这段文章中某些过分的地方是感到遗憾的。无疑地，后来他对哲学家们就分别对待了。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由于它调节着每一个人自爱心的活动，所以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存起着协助作用。正是这种情感，使我们不加思索地去援救我们所见到的受苦的人。正是这种情感，在自然状态中代替着法律、风俗和道德，而且这种情感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一个人企图抗拒它那温柔的声音。正是这种情感使得一切健壮的野蛮人，只要有希望在别处找到生活资料，绝不去掠夺幼弱的小孩或衰弱的老人艰难得来的东西。正是这种情感不以“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这句富有理性正义的崇高格言，而以另一句合乎善良天性的格言：“你为自己谋利益，要尽可能地少损害别人”来启示所有的人。后一句格言远不如前一句完善，但也许更为有用。总之，我们与其在那些微妙的论证中，不如在这种自然情感中，去探求任何一个人在作恶时，即使他对于教育的格言一无所知，也会感到内疚的原因。虽然苏格拉底和具有他那种素质的人能够通过理性获得美德，但如果人类的保存仅仅依赖于人们的推理，则人类也许久已不复存在。
　　原始人的情欲是那样的不强烈，同时又受到怜悯心如此有益的约束，所以与其说原始人是邪恶的，勿宁说他们是粗野的；与其说他们有意加害于人，不如说他们更注意防范可能遭到的侵害，因此在原始人之间不易发生十分危险的争执。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种类的交往，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作虚荣、尊崇、重视和轻蔑；他们丝毫没有“你的”和“我的”这种概念；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公正观念；他们把可能遭受的暴行视为是一种易于弥补的损害，而不认为是一种应予惩罚的侮辱。他们甚至连报复的念头都没有，除非有时象狗吞咬向它投掷的石头一样，机械地立刻表示反抗。由于以上原因，他们的争执的对象，如果不比食物更令人动心的话，他们的争执很少会发生流血的后果。但是，其中有一种比较危险的争端，还须加以说明。
　　在激动人心的各种情欲中，使男女需要异性的那种情欲，是最炽热也是最激烈的。这种可怕的情欲能使人不顾一切危险，冲破一切障碍。当它达到疯狂程度的时候，仿佛足以毁灭人类，而它所负的天然使命本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如果人们作了这种热狂的、残暴的、不知羞耻、毫无节制的情欲的俘虏，每天不惜流血互相争夺他们所爱的对象，他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首先应该承认，情欲越强烈，便越需要法律的约束。但是，这种情欲每天在我们当中所引起的混乱和所造成的罪恶已足以证明法律在这方面力量的薄弱。此外，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考察这种混乱是否伴随着法律本身一起产生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法律能够制止这种混乱，但是，如果我们要求法律来制止没有法律根本就不会存在的祸害，那未免是向法律提出最无意义的一种要求。让我们首先把“爱”这种情感的精神方面与生理方面加以区分。生理方面的爱是人人所具有的和异性结合的欲望。精神方面的爱，则是把这种欲望确定起来，把它完全固定在唯一对象上，或者至少是以比较强烈的欲望来特别喜爱某一对象。因此，很容易看出，精神方面的爱，不过是由社会习惯产生出来的一种人为的情感。妇女们对它尽颂扬之能事，以便建立她们的权威，使本来应该服从的女性处于统治地位①。这种情感建立在才德和美丽等一类的观念和种种的比较上；野蛮人不会有那些观念，也决不会作那些比较，所以这种情感对野蛮人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野蛮人的思想里，不会构成匀称与调和等等抽象观念，所以在他的心里也不会有什么赞赏和爱慕的情感；这些情感尽管人们不自觉察，总是从这些观念的运用中产生出来的。野蛮人仅只听从天然气质的支配，而并不听从他尚未能获得的爱好的支配；任何女人，对他说来，都是同样合适的。
　　①虽然卢梭在“新哀洛伊丝”第一卷里，对于不顾自然条件的金钱婚姻使妇女所受的压迫曾提出过抗议，但他的思想究竟超不出他那时代资产阶级的范畴。我们知道法兰西大革命并没有提出妇女解放问题，而且法国民法典还延续了妇女所处不平等的地位。
　　仅仅局限于生理方面的爱的野蛮人，是相当幸福的，他们对于能以激起爱的情感并增加其困难的那种偏爱一无所知，所以他们的感情冲动不会太频繁、太激烈，他们之间的争执因而也较少，而且也不那么残酷。在我们之间造成无数烦扰的那种意念，是不会侵袭野蛮人的心灵的。每个野蛮人只是静候着自然的冲动，当他服从这种冲动的时候，对于对象并无所选择，他的心情与其说是狂热的，不如说是愉快的；需要一经满足，欲望便完全消失了。
　　所以，爱情也和其他一切情欲一样，只是在社会中才达到了时常给人带来灾难的那种狂热程度，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此外，如果我们认为野蛮人为了满足兽性，而不断地相互残害，那是很荒谬的，因为这种想法与实验正相反①。例如加拉伊波人是所有现存民族中，迄今最接近于自然状态的一个民族，尽管他们生活在炎热地带，按气候对他们的影响来说，他们的情欲应当是很强烈的，但他们在爱情生活上却是最安宁的，很少因嫉妒而引起纠纷。
　　①这里再一次说明：卢梭提出实验，只是为了证明抽象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