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初的语言，也就是说，在人类还没有必要用语言来劝诱群居的人们以前，所使用的最普遍的、最有力的、唯一的语言，就是自然的呼声①。因为它是在紧急情况之下，由于一种本能而发出来的，它的用途不过是在大的危险中求人救助、或在剧烈疼痛中希望减轻痛苦，所以在比较有节制的情感支配着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常常使用这种呼声。当人类的观念逐渐扩展和增多时，并且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来往时，他们便想制定更多的符号和一种更广泛的语言。他们增多了声音的抑扬，并且加上了手势。手势按它的性质来说，有较强的表现力，而它的意义也不大需要预先规定。于是他们用手势来表示那些可以看得见和可以移动的东西，用模拟的声音来表示那些听得见的东西。但是手势除表示眼前的和容易描绘的东西以及看得见的动作以外，几乎不能表示其他事物；光线不足或中间有什么东西阻隔就可以使它失去效用，而且手势与其说是引起注意的，不如说是要求注意的，所以不能普遍地使用；人们终于设法用声音的音节来代替手势，这些音节虽然同某些观念并没有同一的关系，但它们却更适于作为制定的符号来代表所有这些观念。不过这种代替，只有通过全体一致的同意才能成立，这对于那些粗糙的器官还没有经过什么练习的人们来说，是很难实行的①。这种代替，其本身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要获得一致同意就必须说明理由，那么，在制定语言的时候，语言的使用似乎是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①参看孔狄亚克：“论人类认识的起源”，第1部分，第1篇，第4章，第35节：有一些“自然符号，或者说自然为使人类表示快乐、恐惧、痛苦等情感而创立的各种呼声”。依孔狄亚克看来，语言即起源于这种“自然的呼声”。但卢梭却认为“自然的呼声”和约定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其间似有不可超越的鸿沟。
　　①依孔狄亚克看来，最初制造语言的，是具有比较柔软的发音器官的儿童。人类的有节语就是这样逐渐创造出来的。卢梭的看法则与此相反，他假定语言的建立是基于一种公约，所以造成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卢梭这句话的结尾便是为此而发，他这种说法不禁使人联想到吕克莱斯的话（参看吕克莱斯：“事物本性篇”，V，1027—1045）。普芬道夫也引证吕克莱斯的话，把语言的发明假定为由于神的帮助。对于这一问题，卢梭也找不到其他可能解决的办法。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人们最初所使用的词，比语言已经形成后人们所使用的词，在他们的心灵中意义要广泛得多。而且最初他们不晓得把词句的各个构成部分加以区分，所以赋予每一个词以一整个词句的意义②。当他们开始把主词和宾词分开、动词和名词分开的时候，那已是非凡的天才的努力。名词最初只是一些专门名词，原形动词的现在时态，是动词的唯一时态③。关于形容词④的概念，其发展必定经过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形容词，都是一些抽象的词，而对事物加以抽象，是困难而不大自然的活动。
　　②这个观念也见于毛拜尔都伊的著作里（“关于语言起源和字义问题哲学上的探讨”，第7节）。
　　③孔狄亚克的著作里也有同样的意见（“论人类认识的起源”，第2部分，第1篇，第9章，第85节）。
　　④同上（第83节）。对于这一问题，还可参看狄德罗“关于聋哑人的书简”（阿塞札—杜尔讷编“狄德罗全集”，第1卷，第350和362页）。狄德罗对原形动词与卢梭的想法大致相同，但对形容词则与卢梭的说法相反。
　　最初每个物体，只取得一个特有的名称，不管属性和种类，因为属性和种类是最初创立名词的人所不能区分的；而所有的个体，都孤立地照着它在自然景象里的样子反映在他们头脑中。如果一棵橡树叫作甲，另一棵就叫作乙，因为人们由两件东西所得到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它们并不是同一的；人们常常需要很多的时间才能观察出它们的共同点。因此，人们的认识越具有局限性，字彙就越庞杂。这种分类命名的困难是不易解除的①，因为要把万物归纳起来给它们定一个代表种类的共同名称，需要认识事物的共同属性和彼此间的区别，需要一些观察和定义，也就是说，需要比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有的远为丰富的关于博物学和形而上学的知识。
　　①孔狄亚克相反地认为没有一个词是为某一个别物体特设的。卢梭却把困难夸大了。
　　此外，概括的观念只有借助于词才能输入人的心灵中，而理解概括的观念则必须通过词句。这就是禽兽之所以既不能形成这样的观念，也永远不能获得依存于这种观念的完善化能力的原因之一。当一只猴子毫不犹豫地丢下这一个核桃去摘另一个核桃时，我们能认为它具有这类果实的概括的观念并用这类果实的一般形态来和那两个个别的果实相比吗？当然不能。不过它看见这一个核桃，不免就想起它从另一个核桃所得到过的感觉；它的眼睛因为接受到一定的映象，于是预示它的味觉行将尝到一定的滋味。凡是概括的观念，都是纯理智的；稍一掺上想象，观念马上就变成个别的而不是一般的了。如果你想在头脑中描绘一棵树的一般形象，你永远描绘不成功。无论你愿意与否，你必须想象一棵树，矮小的或高大的，枝叶稀疏的或密茂的，浅色的或深色的；如果你想仅仅看到一切树木所具有的共同点，那末，你所得到的形象便不会象一棵树了。认识纯粹抽象的存在物也是一样，或者，只有通过言词才能理解它。仅仅一个三角形的定义，就可以给你关于三角形的一个真实观念，但你一在你的头脑中想象出一个三角形，那就是那样一个三角形，而不是另一个三角形了。而且你不可避免地要赋与这个三角形以可以感到的边线和带有一定颜色的图面。因此，要形成概括的观念，就必须用言词来叙述，那么，就必须说话①。因为想象一停止，精神便只能借助于语言才能继续活动。那么，如果最初发明语言的人只能给他们已经具有的观念一些名称的话，则最初的名词只能是一些专门名词。
　　①卢梭关于概括的观念的这种唯名论的说法是受了洛克“人类悟性论”（第2卷，第11章和第4卷，第7章第9节）的启发：“在心灵中最初具有的观念是个别事物的观念，对于这些个别事物的理解不知不觉地逐渐上升为少数的概括的观念。这些概括的观念，是因一些可以用感官感知的对象经常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形成的，是以用来标示它们的一般名称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之中的。”
　　卢梭比洛克，特别是比孔狄亚克把词和观念联系得更为紧密。依孔狄亚克的说法，词不过是观念的符号：“正如事物的属性不能脱离它所依附的主体而独立存在一样，事物的观念也不能脱离它所依附的符号而在我们心灵中独立存在。”（“论人类认识的起源”，第1部分，第4篇，第1章）
　　但是当最初的文法学家，用我所不能理解的方法，开始扩大他们的观念和概括他们的那些词的时候，创始者们的无知必然会把这种方法的应用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并且，起初由于他们不认识属性和种类而过多地增加了个体的名称，嗣后他们又由于不能从存在物之间所有的差别上来考察存在物，因而仅只总结出很少的属性和种类。要把分类工作进行得相当精细，就必须有比他们实际有的还要多的智慧和经验；就必须使用比他们所想使用的还要多的研究和劳力。如果直到今天，我们每天还能发现一些过去一切观察家们尚未发现的新的种类的话，试想应该有多少种类被那些只就最粗浅的外表来判断事物的人们忽略了呢！至于原始的类别和最一般的概念，不用说必然也会被他们忽略了的。比如说，他们是怎样设想或理解物质的、精神的、实体的、语气的、形象的、以及动作的等等的词呢？因为我们的哲学家使用那些词，虽然已经那末久了，他们本人理解这些词都颇有困难，而且他们赋予这些词的观念又都是纯粹形而上学的，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任何模型。
　　我暂且中止我的初步探讨，请评判员们暂停阅读，仅就物质名词的创造，也就是说语言中最易发现的部分来考虑一下，语言要能够把人类一切思想都表达出来；要采取固定的形式；要能够当众讲说并对社会发生影响，还有多少路程要走呢！请你们想想，要发现数〔十四〕、抽象的词、过去时①和动词的各种时态、小品词、造句法，要连接词句、要进行推理、要形成言词的全部逻辑，曾经需要多少时间和知识呢！至于我，已被越来越多的困难吓住了，我相信：语言单凭人类的智能就可以产生并建立起来几乎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我把这样一个难题留给愿意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去讨论：当初，已经结成了的社会对于语言的建立，抑或是已经发明了的语言对于社会的建立，这二者，哪一个是最为必要呢②？
　　①这里所说的过去时，卢梭原文用的是希腊文Aoriste，差不多相当于法文动词的有定过去时态。
　　②所谓“野蛮人是孤独的”，乃是卢梭最基本的假定，这种假定把语言的起源弄得十分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