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忍不住都微笑起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琴多维奇绝不是因为慷慨成性而给了我们不知名的帮手一个机会的，他的这种说法无非是企图掩盖自己失败的一个愚蠢的遁词。因此我们更加强烈地想要看到这个傲慢者受到屈辱。一下子我们这些生性平和、懒懒散散的旅客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雄心勃勃的战斗欲望。在我们船上，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世界冠军将在我们手下败北。而这一记录将由各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这个想法刺激着我们，使我们陶醉。此外，我们的救星恰好在关键时刻出乎意料地前来参战，这事更发出一种神秘的魔力，他那近乎羞怯的谦逊同职业棋手不可动摇的自负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个陌生人究竟是谁呢？莫非偶然的机遇使我们眼前又出现了一名至今尚未发现的象棋天才？还是说，由于某种尚未查明的原因，一位大名鼎鼎的象棋大师向我们隐瞒了他的姓名？我们十分激动地讨论着所有这些可能性，甚至最不可思议的假设对我们说来也还不够大胆，他那神秘莫测的胆怯和他出人意料的自白，这一切怎么也不可能和他显而易见的卓越棋艺协调起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绝对不能放弃重新鏖战一场的机会。我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帮手在第二天同琴多维奇对弃。麦克柯诺尔答应承担这次比赛物质方面的风险，而我作为陌生人的同胞——我们这时已从侍者那里打听到陌生人是奥地利人——被全权委托向他转达我们的请求。
　　我没花多少时间就在上层甲板上找到了这个匆匆溜走的陌生人。他躺在躺椅上看书。在我走过去之前，我先处利用这个机会，仔细地看了看他。他躺着，把他尖削的脑袋仰卧在枕头上，看上去有些疲劳。我又一次惊异地发现，他那还算年轻的脸，苍白得异乎寻常，两鬓全都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却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一定是突然变老的。我刚刚走近他，他就客气地站起来，进行自我介绍。他所说的姓氏，我一听就很熟悉，这是奥地利一家古老的名门望族。我记得这家的一个成员是舒伯特①的至交，另一位是老皇帝的御医。当我向这位B博士表示我们请他接受琴多维奇的挑战时，他显然大为震惊。
　　原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刚才是在同世界冠军下棋，而且下得相当成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给予了他强烈的印象。他一再反复问我，我是否确信他的敌手真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锦标获得者。我很快懂得了，这一情况大大减轻了我的使命的艰巨性。但是，我感到我是在同一位非常周到、极有教养的人打交道，所以如果他输了将由麦克柯诺尔承担物质损失一事，我决定还是不提为好。B博士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同意参加比赛，但他请我向我的朋友们事先说清楚，大家对他的才能不要寄予太大的期望。
　　①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因为，”他带着一种梦幻似的微笑补充说，“我确实不知道能不能按照全部规则下棋。请您相信我，我上次说从中学时代起，也就是二十多年来我没有动过棋子，我这样说并不是虚伪的谦逊。而且即使在那时候，我也只不过是个平平庸庸的棋手而已。”
　　他说得那么自然，以致我丝毫也不怀疑他的真诚。可是各个大师下过的棋局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准确无误，我不由得对此表示了我的惊讶。我说，不管怎么说，想必他至少在理论上对棋艺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吧。
　　B博士的脸上又掠过了一个奇怪的梦幻似的微笑。
　　“大量研究？天晓得！这话大概可以这么说吧。我对象棋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那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一个相当错综复杂的故事，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插曲，用来说明我们这个美妙的伟大时代，要是您能忍耐半小时的话。”
　　说着，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把躺椅。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周围一个人也没有。B博士摘下他看书时戴的花镜，搁在一边，开始说道：
　　“您客气地提到，您作为一个维也纳人记得我们家的姓氏。但是我估计，您未必听说过起初由我父亲和我、后来由我自己主持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根本不受理报纸上公开议论的案件，并且原则上避免接受新的当事人的委托。事实上，我们后来根本就不再从事一般的律师业务，而只限于充当法律顾问和管理一些大修道院的财产。我父亲过去是天主教政党的议员，和这些修道院过从甚密。此外，在帝制已成历史陈迹的今天，下面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妨公开谈论——我们还受托管理皇室某些成员的资产。我们家同皇帝以及教会的联系（我的一个叔叔是皇帝的御医，另一个是寨滕希特顿修道院的院长），可以追溯到前两代，我们只要保持这些联系就行了。委托人对我们的信任是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的，而随着他们的信任，那静悄悄的可以说是无声无息的工作也就落到我们身上。
　　这些工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过是严加保密和忠诚可靠，先父充分具有这两种品质。只是由于老练周到，他才成功地在通货膨胀年代和改朝换代以后为我们的委托人保存了可观的财产。后来，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开始侵吞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于是由我们经手和国外进行一些谈判和交易，为的是至少还能挽救一些动产，使之免遭没收。
　　关于皇室和教廷所进行的某些秘密的政治交易，我们两人所知道的远比外界知道得多。可是正因为我们的事务所很不惹人注目，我们门上连个牌子也没挂，再加上我们小心谨慎，我父亲和我特意避免和保皇派来往，这使我们免于遭受那些好管闲事之辈的多方询问。事实上，奥地利当局在这些年代里从来没有料到，皇室的秘密信使一直在我们这个坐落在五层楼上的不显眼的事务所里投递或者领取特别重要的信件。
　　“大家知道，还在国社党党徒武装他们的军队去进攻全世界以前很久，他们就在与德国毗邻的所有国家里开始建立一支由被损害、被轻视和被侮辱的人组成的队伍，一支和他们的军队同样训练有素和极为危险的大军。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企业都有他们所谓的基层组织，他们的间谍和奸细到处都是，包括陶尔斐斯和舒什尼格的私人府邸在内。就是在我们简陋的事务所里，也坐着他们的暗探，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此人当然只是一个可怜而无能的办事员，是一位神父介绍来的，我们雇用他只是为了使我们的事务所对外像一个正常的办事机构；事实上我们给他干的事，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