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们静静地站在国王包厢的后部，等着国王对他们发话。
　　国王让他们等了一会儿，然后向他们转过身去。
　　“好吧，先生们，又有什么事啊？”他问。“您好，布里松庭长先生。”
　　“陛下，”庭长回答，态度庄重而又从容大方，这种态度在宫廷里被称为是他的胡格诺派（即新教派。一五六二—一五九八年在法国发生胡格诺教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长期内战。一五七零年一度休战。一五七一年圣巴托罗缪之夜惨案发生后，战事益烈。）的风雅，“我们来恳求陛下，而且德·图先生也希望陛下，宽容罪犯的生命。他肯定还有供可招；免他一死，我们就能得到这些供词。”
　　“可是，”国王说，“我们还不曾得到这些供词吗，庭长先生？”
　　“得是得到的，陛下，但是只是一部分；陛下认为已经够了吗？”
　　“我怎么认为，这您就不必问了，阁下。”
　　“这么说，陛下对西班牙参与这件事也已有所闻吗？’
　　“西班牙？是的，庭长先生。我知道还有几个别的国家。”
　　“查明这些国家的参与至关重要，陛下。”
　　“所以，”卡特琳插进来说，“庭长先生，如果罪犯在一份跟审判官审问时的口供内容相同的供词上签了字的话，国王是打算缓刑的。”
　　布里松用眼神和手势询问着国王。
　　“我是有这个打算，”亨利说，“而且很快就要宣布的。您只要让您的短袍刑事长官去叫犯人开口，布里松先生，您就会对此确信无疑了。”
　　“陛下没有别的吩咐了吗？”
　　“没有。不过，两份供词不能有出入，否则我就收回我的话。供词是要公开的，不能有任何漏洞。”
　　“是，陛下。有牵连的人，名字得写上吗？”
　　“得写上，所有的名字都得写上！”
　　“即使犯人供出的名字牵涉到叛国谋反罪？”
　　“即使这些名字是我最近的亲属的名字！”国王说。
　　“一切遵照陛下的旨意办理。”
　　“我解释一下，布里松先生，您可得听清楚。先把纸笔交给犯人。他得写供词，公开地表明他祈求我们宽容，听凭我们发落。接下去怎样，那就瞧着办吧。”
　　“我可以告诉罪犯他能得到宽容吗？”
　　“可以！全都可以对他讲。”
　　“走吧，先生们，”庭长打发推事们告退。
　　他向国王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尾随在他们之后退出。
　　“他会说的，陛下，”路易丝·德·洛林浑身颤抖地说，“他会说的，陛下会开恩的。瞧他嘴角吐出多少白沫呀。”
　　“不，不，他在找，”卡特琳说，“他只不过是在找什么罢了。他找的是什么呢？”
　　“那还用问！”亨利三世说，“这并不难猜；他在找德·巴马公爵先生、德·吉兹公爵先生；他在找我的兄弟，那位‘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国王’（ 西班牙国王的称号。）。好，找吧！找吧！等吧！你以为在河滩广场打伏击比在弗朗特勒的大路上容易吗？一个贝利埃弗尔就把你押到了行刑台上，你以为我在这儿没有上百个贝利埃弗尔可以阻止你从行刑台上下来吗？”
　　萨尔赛特已经看见弓箭手去牵马；他瞥见庭长和推事们站在国王包厢里，后来又看见他们不在了；他知道国王刚刚下达了行刑的命令。
　　就是在这时候，他惨白的嘴唇边吐出了王后注意到的带血的白沫。这个不幸的人被难以忍受的焦急心情煎熬着，把嘴唇都咬出了血。
　　“没有人来！没有人来！”他喃喃地低声说，“答应过救我的那些人，一个都不见！这些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
　　唐雄刑事长官走近行刑台，对刽子手说：
　　“准备吧，师傅。”
　　刽子手朝着广场另一头做了个手势，只见几匹马从人丛里挤过来，后面留下一条印迹，它像大海上的波涛汹涌的航迹一样。很快又合拢了。
　　这条航迹是那些在马迅速跑过时被撞得前仰后翻的观众形成的；可是刚被破坏的人墙霎时间重又修复；有时原先是在前排的人变成了后排，后排的变成了前排，这是因为气力大的人趁机强占了空档。
　　我们可以看到，那几匹马经过时，瓦纳利街拐角有一位我们认识的英俊的年轻人，从他站在上面的界石上跳了了下来，一个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的孩子在推他，仿佛急于想看这个怕人的场面。
　　他们就是那个神秘的年轻侍从和埃尔诺通·德·卡曼日子爵。
　　“嗳，快，”年轻侍从在同伴的耳边说，“快从这人缝里挤进去。一秒钟都不能耽搁了。”
　　“可我们会给挤死的，”埃尔诺通回答说，“您疯了吗，我的小朋友？”
　　“我要看，要挨近些看，”年轻侍从说，语气是命令式的，一听之下不难想到，发出这声命令的嘴是一张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嘴。
　　埃尔诺通服从了。
　　“紧挨着马，紧接着马，”年轻侍从说，“一步也别拉下，要不我们到不了台边。”
　　“可是到了台边，您就挤成肉酱啦。”
　　“别管我，往前去！往前去！”
　　“马要尥噘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