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7年的敕令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一批不加区别的人：一群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归宿的人、一个被新的经济发展所排斥而漂泊不定的阶层。该法令在签发后不到两个星期便在各街巷宣读。其中第九条规定：“我们明确禁止一切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即不论健壮或伤残、患病或正在康复、病情能否医治）在巴黎市区或郊区行乞。无论在教堂内外或居民门前、在街上或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行乞均受禁止。……初犯者处以鞭刑，再犯者男性处以划船苦役，女性予以驱逐。”
　　一年后，在1657年5月13日（星期日），皮梯耶的圣路易教堂举行圣灵大弥撒。翌日上午，民兵开始搜捕乞丐，把他们赶进总医院各机构。在关于大恐怖的神话中，民兵被描绘成“总医院的弓箭手”。四年后，萨尔佩特利耶尔收容着1460名妇孺；皮梯耶收容着17岁的男孩98人、女孩897人以及95名妇女；比塞特尔收容着1615名成年男子；萨翁涅利收容着8—13岁的男孩305人；西比昂收容着530名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儿。最初，有配偶者即使有困难也不准许被收容。管理部门受命向他们提供救济，让他们留在家中。但是，不久，根据马扎然（Mazarin）的特许令，他们可以住进萨尔佩特利耶尔了。总计起来，共有五千到六千人被收容。
　　在全欧洲，至少在最初，禁闭都有相同的意义。它是应付17世纪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项。这场危机导致了工资锐减、失业、通货紧缺。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很可能是西班牙的一次经济危机造成的。甚至在西欧国家中最为疏远的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避免失业和减薪，贫困依然在英国蔓延。1806年出现了一个题为《为穷人而悲鸣》的小册子。据认为，它出自德克（Thomas Dekker）之手。书中强调上述危险，指责公众的漠视态度：“尽管穷人的数量日渐增多，但各方面还在给他们雪上加霜；……许多教区开始关注自己教区的穷人，甚至包括那些强壮的劳力，因为他们将失去工作，……将为了生存而去行乞、偷窃。这个国家正不幸地受到他们的骚扰。”该文担心他们将充斥整个国家，因为他们不能像在欧洲大陆上那样穿越国境进入其他国家。因此该文建议将他们“驱逐和运往纽芬兰以及东、西印度群岛”。
　　1630年，英国国王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严格执行“贫民法”。同年，该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指示”。它建议起诉乞丐、流浪汉以及一切以游手好闲为生而不为合理的工资工作的人、在小酒馆中胡乱度日的人，依法惩治他们，将他们投入教养院。它要求调查那些携妇挈幼者，查清他们是否举行过婚礼，其子女是否受过洗礼，“因为这些人像野蛮人那样生活，不履行婚礼、葬礼和洗礼。正是这种放肆的自由使许多人乐于流浪。”尽管在该世纪中期英国的经济已开始复苏，但是在克伦威尔门口时代问题仍没有解决。伦敦市长抱怨说：“这些寄生虫成群结伙地出现在这个城市中，骚扰公共秩序、袭击马车、在教堂和私人住宅门前大喊大叫，要求施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养院或总医院都被用于收容失业者、懒汉和流民。每当危机发生、贫民数量激增时，这些禁闭所都至少暂时地重新具有最初的经济意义。在18世纪中期，又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当时鲁昂和图尔各有一万二千名工人靠行乞为生。里昂的制造业纷纷倒闭。“统领巴黎省和各地法院的”阿尔让松伯爵（Count d’Argenson）下令“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在巴黎进行搜捕的同时，各地法院在农村执行这一任务，以使他们陷入天罗地网，绝无返回巴黎的可能。”。
　　然而，在这些危机之外的时期，禁闭获得另外一种意义。它的压迫功能与一种新的用途结合起来。其功能不再仅仅是禁闭不工作的人，而且还包括给被禁闭者提供工作，使他们对民族繁荣做些贡献。这种周期性功能是很明显的：在就业充分和工资高涨时期，它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失业严重时期，它收容了游手好闲者，发挥了防范骚扰和起义的社会保护作用。我们不应忘记，英国的第一批禁闭所出现在最工业化的地区：伍斯特、诺里奇和布里斯托尔；法国的第一个总医院是在里昂开设的，早于巴黎总医院40年；汉堡是德国第一个设立了自己的Zuchthaus（监狱）的城市（1620年）。
　　汉堡监狱于1622年颁布的规章是相当严格的。所有的囚徒都必须工作。对他们的工作价值有精确的记录，按其价值的四分之一给他们付酬。因为工作不仅仅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手段，所以它必须是一项生产活动。监狱的八名监理制定一个总计划。工头为每个人分派一项工作，并在周末检查完成情况。这种劳动规章直到18世纪末一直生效，因为霍华德依然看到他们“在编织和纺织，在织袜子、亚麻布、粗毛物和呢绒，在切洋苏木和鹿茸。每个壮汉每日切碎洋苏木的定额是45磅。一些人和马围着一架漂洗机干活。那里还有一个铁匠在不停地干活。”德国的各禁闭所都有各自的专业：不来梅、不伦瑞克、慕尼黑、布雷斯劳和柏林的禁闭所以纺纱为主，汉诺威的禁闭所以织布为主。在不来梅和汉堡，囚徒切碎洋苏木。在纽伦堡，囚徒打磨光学玻璃。在海因兹，主要工作是磨面。
　　英国的第一批教养院是在一次全面经济衰退时期开设的。1610年的法令仅建议所有的教养院应附设磨坊和织布、梳毛工作间，以使这些吃救济的人有卡可做。但是在1651年以后，因航海条例的实行和商业贴现率的下降，经济形势恢复正常，原来的道德要求就变为经济策略。所有的强壮劳力都被用于实现最大的效益，即部被最便宜地加以利用。当凯里制定布里斯托尔劳动院的方案时，首先提出工作的必要性：“男女贫民……可以用于剥大麻纤维、流纺亚麻、梳理羊毛或棉花。”
　　在历斯特劳动院，他们生产棉布和呢绒，另外还有一个童工工作司。这一切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人建议，劳动院可以加入当地的工业和市场，理由是其低廉的产品会对销售价格有制约的作用。但是制造商们提出抗议。笛福（Daniel Defoe）注意到，由于劳动院有强大的竞争力，结果是打着在一个领域里制止贫困的幌子在另一个领域里造成贫困：“这是在剥夺一部分人而给了另一部分人，是在诚实者的工作岗位上安排了一个懒汉，是在迫使勤奋者惶惶然地寻找其他工作来维持家庭。”面对这种竞争的危险，当局便让这种劳动逐渐消亡。靠救济金生活的人甚至再也不能挣到足以维生的报酬；而且常常有必要把他们投入监狱，这样他们至少有免费的口粮。至于感化院的情况，正如霍华德所目睹的，在那里几乎“不干活，或无活可干。囚犯既无工具又无原料，仅仅在懒散、粗野和放荡中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