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图克和皮内尔的思想和价值观差异很大，但是在转变医务人员的地位这一点上他们的工作却是一致的。我们在前面看到，医生在禁闭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现在，他成为疯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他掌握着病人的入院权。图克的休养院明文规定：“在批准病人入院时，委员会一般应要求申请人提交由一名医生签署的诊断书。……诊断书还应说明，病人是否还患有精神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最好还应附有其他报告，说明病人精神失常已有多长时间，是否用过或用过何种医疗手段。”
　　自18世纪末起，医生诊断书几乎成为禁闭疯人的必要文件。疯人院内，医生已具有主导地位，因为他把疯人院变成一个医疗空间。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的介入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医疗技术——这需要有一套客观知识来证明。医务人员在疯人院中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如果说疯人院需要医务专业人员，也是当作司法和道德的保证，而不是需要科学。一个廉正而谨慎的人，只要具有在疯人院工作多年的经验，也能胜任工作。
　　医疗工作仅仅是疯人院的庞大道德工作中的一部分，认清这一点就能保证对精神病人的治疗：“给躁狂症患者提供在确保他和其他人安全的条件下的各种自由，根据他越轨行为的危险程度来压制他，……搜集各种有助于医生的治疗的事实，仔细研究病人的行为和情绪变化，相应地使用温和或强硬的态度、协商劝慰的词句或威严命令的口气，难道这一切不应是管理任何疯人院，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疯人院的神圣准则吗？”
　　据图克说，休养院的第一位医生是因为他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被推荐任命的。这位医生刚进人休养院时，毫无精神病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他以满腔热忱走马上任，因为他的技术发挥关系到许多同胞的切身利益”。他根据自己的常识和前人提供的经验，试用了各种医疗方法。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这并不是因为疗效很糟，也不是因为治愈率太低：“医疗手段与康复过程并不是密切相关的，这使他不能不对它们产生怀疑，认为医疗手段可能并非是康复的原因，而只是陪衬。”他发现利用当时已知的医疗方法几乎毫无作用。由于怀有博爱之心，他决定不使用任何引起病人强烈不快的药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医生在休养院中无足轻重。由于他定期看望病人，由于他在休养院中对全体职工行使权威，因此“这位医生……对病人思想的影响有时会大于其他护理人员”。
　　人们认为，图克和皮内尔使疯人院开始接受医学知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引进科学，而是进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科学的面具，至多是用科学来为自己辩护。就其性质而言，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其基础是疯人的未成年地位，疯人肉体的疯癫，而非其头脑的疯癫。如果说这种医务人员能使疯癫陷于孤立，其原因并不是他了解疯癫，而是他控制了疯癫。实证主义所认定的那种客观形象只不过是这种统治的另一面。“赢得病人的信任，使他们产生尊敬和服从的情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而这只能是良好的教育、高雅的风度、庄重的语调和敏锐的洞察力所产生的效果。愚昧无知、没有原则，尽管可以用一种专横来维持，但只能引起恐惧，而且总是激发不信任感。看护已经获得支配疯人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和管束他们的行动。他应该具有坚定的性格，偶尔施展一下他的强制力量。他应该尽量不去威吓，而一旦做出威胁就要兑现，如果遇到不服从，立即予以惩罚。”
　　医生之所以能够在疯人院行使绝对权威，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父亲和法官，他就代表着家庭和法律。他的医疗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过是对秩序、权威和惩罚的古老仪式的一个补充。因此，皮内尔十分清楚，无须现代医疗方法，只要医生使这些古老的形象发挥作用，就能医治疯人。
　　皮内尔援引了一个17岁少女的病例。这个少女是在父母的“极端溺爱”下长大的。她患了一种“轻浮的语妄症，其病因无法确定”。在医院里，她受到极其有礼貌的对待，但是她却总是摆出一种“高傲”的样子，这在疯人院中是无法容忍的。她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总是出言不逊”。疯人院决定对她实行严厉管教。“为了驯服这个桀骜不驯的人，看护利用浸泡的手段，表明自己对某些胆敢对父母大逆不道的人的强硬态度。他警告这个少女，因为她抗拒治疗，并且顽固不化地掩饰自己的病因，今后她将受到各种理所当然的严厉对待。由于这次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和这些威胁，这个少女受到“深深的触动，……最后她承认了错误，并坦白说，她丧失理智是因一段无法实现的痴情所致，她还说出了所迷恋的人的名字”。在第一次坦白之后，治疗变得容易了：“一种最理想的变化发生了，……她从此平静下来，并且百般表达对这位看护的感谢，因为是他使她结束了长期的烦躁，使她内心恢复了平静。”
　　这个故事的每个情节都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术语加以转述。应该说，皮内尔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医务人员能够发挥作用，并不是由于对这种疾病有了一种客观界定或者有了一种详细分类的诊断，而是凭借着一种包含着家庭、《威、惩罚和爱情的秘密的威信。正是由于医生让这些力量发挥作用，由于他自己戴上父亲和法官的面具，他就可以一下子撇开纯粹医疗方法，而使自己几乎成为一个巫医，具有一个萨马特古斯Q22’的形象。他的观察和语言足以使隐秘的故障显露出来，使虚幻的念头消失，使疯癫最终让位给理性。他的出现和他的言语具有消除精神错乱的力量，能够一下子揭示过失和恢复道德秩序。
　　正当有关精神病的知识试图呈现出某种实证的含义时，医疗实践却进入了一个似乎能创造奇迹的不确定领域。这是一种奇异的吊诡。一方面，疯癫使自己远远地处于一个非理性的威胁已经消失的客观领域里。但是，与此同时，疯人却倾向于与医生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回溯到十分古老的联系。图克和皮内尔所建立的疯人院的生活造成了这种微妙结构诞生的条件。
　　这种结构将变成疯癫的核心，成为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医生正是从这些关系中汲取了医治能力。正因为如此，病人发现，在医生一病人的结合关系中，通过这些古老的联系，自己已经被交给了医生，而医生则具有了几乎是神奇的治愈他的能力。
　　在皮内尔和图克的时代，关于这种能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法。人们仅仅用道德行为的效能来解释和论证它。它与18世纪的医生稀释体液或放松神经的能力一样不具有神秘性。但是，医生很快就抛弃了这种道德实践的意义，而将自己的知识限定在实证主义的规范中。
　　因此，从19世纪初开始，精神病专家就不再明白自己从伟大的改革家那里继承的能力具有何种性质。改革家们的效能似乎完全与精神病专家关于精神病的观念、与其他医生的实践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