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这个执行刑罚的场所也是观察受罚者的场所。这有两种形式：监视与认识。监视是不言而喻的，认识是指了解每个犯人，他的表现、他的深层精神状况、他的逐渐进步。监狱应该被视为形成关于犯人的临床知识的场所。“教养制度不可能是一个先在的概念。它是社会状况的一种归纳。就像健康会受到损坏一样，也有道德疾病。治疗将根据疾病的位置和趋势来进行”（Faucher，6）。这就涉及到两种基本机制。一方面，应该将犯人置于持续的观察之下。另一方面，每一项关于犯人的报告都应被记录和考虑。全景敞视建筑——既能监视又能观察，既安全又能获得知识，既能针对个人又能统观全局，既能隔离又能透明——的想法在监狱中找到了实现自己的最佳场所。虽然全景敞视方式作为具体的行使权力方式已变得极其普遍，至少它们的不那么集中的形式已然如此，但实际上，只是在教养所机构中边沁的乌托邦才能充分地通过物质形式体现出来。
　　在19世纪30年代，全景敞视建筑成为大多数监狱设计方案的建筑学纲领。它最直接地体现了“砖石纪律的智慧”；它能够使建筑物最直接地向权力机构敞开一切；它能使温和有效的全面监视一举取代暴力或其他粗暴压制方式；它能最直接地根据最新的人道主义的法典和教养理论来安排空间：“因此，不论是当局还是建筑师，都应该懂得，监狱究竟应依据温和的刑罚原则还是依据一种改造犯人的制度来设计。由于立法已经触及到民众恶习的根源，法律变成了复兴美德的本源”（Baltard，4一5）。
　　总之，它的任务是建造一种监狱机器。门对这种监狱应设有便于监视的单人囚室，使犯人觉得好像置身于“希腊哲学家的玻璃房”中（Harou－Romain，8）；监狱还应设有一个中心点，从这个中心点可以用一种持续的监视来控制犯人和工作人员。围绕着这两个基本要求，可以有若干种变化形式：严格的边沁式圆形敞视建筑，半圆形，平面交叉形，星形。
　　1841年，当各种方案的讨论热火朝天之时，内务大臣总结了几条原则：“中心监视厅是该系统的关键。没有中心监视站，监视就得不到保证，就不能连续和全面。由于不能完全信赖直接监管各囚室的看守的活动、积极性和才智，……因此建筑师必须全力关注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既关系到纪律，又关系到经济。监视越准确和容易，就越不需要在如何加强建筑的安全措施、防范犯人预谋逃跑和串通上多花力气。如果监狱长能够从中心监视厅既不移动又不被察觉地进行监视，既能看到所有囚室的人口，甚至在无玻璃的门打开时能看到大多数囚室的内部，又能看到看管各层犯人的看守，那么这种监视是最理想的。……有了圆形和半圆形监狱方案，从一个中心点观看所有的犯人和走廊里的看守，就有可能做到了”（Duca－tel，9）。
　　全景敞视教养所也是一种实现个人化和进行持续记录的体系。就在提出各种关于监狱建筑的边沁式方案的同一年，开始正式实行“道德记录”制度。所有的监狱都实行一种统一的个人记录，监狱长、牧师和训导员必须填写他们对每个犯人的观察结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监狱管理的登记册，可随时查阅以评估每个犯人的各种情况，从而可以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对待每一个犯人”（Ducp6tiaux，56一57）。此外，人们还设计或试行了许多其它更复杂的记录制度（见Gregory，199；GrelletWammav，23一25和199一203）。总的目的是把监狱变成一个建立一套知识的场所，用这套知识来调节教养活动。监狱不仅应该知道法官的裁决并根据现有的条例去执行裁决，而且应该不断地从犯人身上汲取那种能够把刑罚措施变成教养运作的知识。
　　这种知识将能把对犯罪的惩罚变成对犯人的改造，使犯人有益于社会。监狱的自主权和它所创造的知识使得人们有可能增加刑罚的效用。在法典上曾把这一点作为惩罚哲学的原则：“监狱长不应忽视任何一个犯人，因为无论这个犯人被置于监狱的哪个角落，无论他是刚刚入狱还是即将出狱，或是正在服刑，监狱长都应说明按照某种特殊分类他身处狱中的理由或他从某一类变为另一类的理由。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会计师。在进行个别教育的领域里，对于他来说，每一个犯人都是一笔将产生教养利息的投资资本”（l。＂oas，11，449一450）。做为一种高效率的技术，教养活动能够为投入在刑法体系和阴沉的监狱建筑中的资本生产出一种利润。
　　同样，犯人变成了需要认识的人。这种认识需求不是首先进入立法活动本身，以提供判决的内容和决定罪行的真正程度。犯罪者是作为一个囚犯，一个惩罚机制的作用点而使自己构成认识的对象。
　　但是，这意味着教养机构及其全部技术性计划造成了一种有趣的替换：它的确从司法手中接收了一个被定罪的人，但是，它应该对之施加作用的却不是罪行，甚至也不是犯罪者，而是一个大不相同的对象。确定这个对象的变量至少在开始时并不在判决的考虑之中，因为它们仅仅与某种矫正技术相关。教养机构用以取代被定罪的罪犯的这另一个角色就是过失犯（delinnu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