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司法机关不能直接控制所有这些修改执行中的刑罚的程序。实际上，这种措施按其定义来说，只能在判决之后进行干预，只能针对罪行之外的东西。因此，当涉及到使刑罚的运用因人而异和灵活多变的问题时，监狱管理人员就应该有必要的自主权。巡视员、监狱长、牧师或训练员比那些掌握刑法权力的人更能行使这种矫正职能。对这种刑罚的内部调节—一减轻甚至中止刑罚——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他们的判断（观察、鉴定、分析、报告、分类），而不是对罪行属性的判决。
　　1846年，邦奈维尔在提出特赦方案时，把特赦定义为：“预先得到司法机关批准的管理权限，即在一段充分的赎罪期之后使完全改造好的犯人获得暂时的自由，但只要受到任何微小的确凿指控，他将被重新关进监狱”（Bon－nevile，5）。这种“专断性”在旧的刑事制度中使法官有权调整刑罚，使君主可以随意地无视刑法。现代法典废除了司法权力的专断性。但是，它却渐渐地在那种管理和监督惩罚的权力旁边重新形成。这是看守们所拥有的知识的统治。“他（看守）是奉命进行统治的真正长官，宛如监狱的君主。……他应该兼有最杰出的品质和对人的深刻知识，才能不来负他的使命”（Berenser）。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由夏尔·卢卡明确阐述的。虽然它标志着现代刑法运作的真正开端，但是今天只有极少数的法学家敢毫不犹豫地承认它。让我们把它称作《监狱独立宣言》。它主张，这种权利不仅应该是拥有管理自主权的权力，而且也应该是惩罚权力的一部分。这种对监狱权力的肯定，提出了一个原则：刑事判决是一个专横任意的统一体；它应该被打破；刑事法典的编纂者正确地区分了立法层次（它对行为进行分类并规定相应的刑罚）和司法层次（进行审判）；今天的任务是对司法层次进行分解；人们应该从中区分出确实属于司法的东西（不是评定行为而是评定行为者，衡量“使人的行为具有形形色色道德色彩的动机”，从而矫正立法者的评定）；给“教养所裁决”以自主权，因为这种裁决可能是最重要的；相形之下，法庭的评定仅仅是一种“先期判决方式”，因为行为者的道德“只能在考验中（评定）。因此法官转而需要对他的评定进行必需的矫正监督，而这种监督是由教养监狱提供的”。
　　因此，人们可以从合法拘留的角度，谈论监禁方面的暴行，即从“司法”角度谈论“监狱”事务。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暴行从监狱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于实际活动和设计方案中。它不是后来出现的一种副作用。这种重大的监狱机制是与监狱的运作本身密切相联的。这种自治的标记明显地表现在看守们所不断采取的“无益”的暴行中或拥有一个封闭团体的全部特权的管理部门的专制统治中。其根源则恰恰在于，事实上监狱被要求成为“有益”的，剥夺自由——法律对想像财产的征用——从一开始就必须起一种积极的技术作用，即对人进行改造。而为了进行这种运作，“监狱”机构诉诸三种重大模式，实行个人隔离和建立等级关系的政治一道德模式，把力量用于强制工作的经济模式，进行医治和使人正常化（规范化）的技术一医学模式。这就是单人囚室、工厂和医院。监狱中拘押之外的领域实际上是由规训D技术填充的。而这种司法领域的规训补充物就是所谓的“教养所”。
　　这种补充并非轻而易举地被人们所接受。从一开始这就涉及到一个原则问题：刑罚应该仅限于剥夺自由。德卡兹说：“法律应该追随着犯人，进入它把他送进的监狱里”（ne－cazes）。他的观点与现在的统治者一样，只不过语言更生动。但是，很快——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些争论就变成了一场争夺对这种补充的教养因素的控制权的斗争。法官们要求获得监督监狱机制的权力：“犯人的道德启蒙需要有许多的人合作。只有通过巡视以及监督委员会和慈善协会的工作，才能实现这一点。这就需要有辅助人员，而法官应该提供这种人员”（Ferrus，vin；1807年的一项法令建立了监督委员会）。从这时起，教养制度就十分牢固地确立了，不再有取消它的议论了。问题变成如何控制它了。这就使法官们对此魂牵梦京。一个世纪之后，还产生了一个畸形的杂交品种：地方行政官有权决定刑罚。
　　然而，如果说已超出了单纯拘押作用的教养所，不仅能够站住脚跟，而且能够吸引整个刑事司法并使法官耿耿于怀，那么这是因为它能够把刑事司法引入知识关系中——知识关系由此变成刑事司法的无尽头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