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戴上棒球帽和墨镜，拐上了哈里森大街，直奔杜汉大街而去。徒步旅行三英里去寻找姐妹之家不是件难事，诺曼可以用这段时间来清理一下自己的头脑。当他到达251号的门口时，脑子里面应该像一张白色印相纸，随时准备记录任何一个外来的影像，让它们跟自己的预想吻合起来。
　　花了不少钱买来的那张地图就放在他的后裤兜里，他始终没有拿出来使用过。来到这座城市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已经把地形、方位清清楚楚地印在了心里，甚至比罗西还要清楚，这种能力不是经过训练得到的，它是一种天赋。
　　昨天早上一觉醒来，他就感到手、肩膀和腹股沟都疼痛难忍，下巴疼得张不开嘴，醒来后的第一个哈欠使他经受了极度的痛苦。他极其震惊地意识到，他对彼得·斯洛维克——那个城市犹太男孩的所作所为可能是个错误。错误到底有多严重，现在还很难说清，因为在斯洛维克的房子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构成了他的污点，当他站在白石旅馆报刊柜前时，他觉得不应该有关于那件事的报道。自从十几岁起，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已经不言而喻地成为他生活中严格遵守的信条。
　　他在报刊柜买了一份报纸，在乘电梯回房间去的路上浏览了一遍。没有任何关于彼得·斯洛维克的消息，但是诺曼感到令他宽慰的消息并不多。号手的尸体不一定这么快就被发现，并在一大早出版的报纸上刊登出有关消息，他很有可能仍然躺在诺曼藏匿的那个地方。由于尸体已经相当模糊，他在离开之前曾经对它进行了一番修饰，然后才塞进了地下室的热水器后面。但是像号手这种终日从事公益性活动并有着许多磁铁般靠得住的朋友的人，不会长期不露面而不为人发现。有人会担心，还有人会去他那个小而舒适的耗子洞里寻找他，最终将会在热水器后面有令人不快的发现。
　　今天早晨的报纸在都市新闻第一版上刊登着昨天早晨所没有的新闻，一行赫然醒目的标题写着：城市社会工作者在家中惨遭杀害。按照文章所述，旅行救援处只不过是号手的一项业余活动……而且他的生活并不困难。按照报纸上的说法，他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凌晨三点钟在长途汽车站送那些离家出走的妻子们去那所叫做“姐妹之家”的妓院。对于诺曼来说仅仅证明了一件事——这个人如果不是工资太低，那就一定是位性机能失调者，无论如何，他是个典型的空想社会改良主义狂人，整肾忙于拯救世界，以至于没有时间为自己换件裤头。旅行救援处，救世军，拨打求助电话，波斯尼亚解救中心，俄罗斯救助协会，还有两三个“妇女事业会”。报纸上没有详细列出最后这几个机构的名称，但是诺曼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个，那就是姐妹之家，也就是那个女同性恋者的乐园。星期六号手有一个纪念性服务活动，报纸称它为“纪念大会”。可敬可畏可悲的耶稣呵！
　　他还从报纸上获悉，斯洛维克的死亡可能与他服务过的某一个机构……其实和任何机构都没有关系。警察将会检查他的私生活（他们总是想象，像号手这样有一个活动出租房屋的人应该有自己的私生活），而且他们也不会忽略目前越来越多见的“无动机谋杀”的可能性，也可能这只是一个偶然路过的精神变态者，找一个房间进来，只是为了找些东西磨磨他那发痒的牙齿。
　　以上这些消息没有任何一条透露关于姐妹之家的婊子们。对于这一点，诺曼如同对自己的名字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工作关系，他对于临时住处和避难所有着丰富的经验。住在姐妹之家里的女人们表现出极端的小心。小心？见鬼去吧。现在智力障碍这个词已经有了新的标准。
　　诺曼昨天在图书馆里泡了一整天，他找到了许多与姐妹之家有关的东西。最有意思的是，安娜·史蒂文森在1973年以前曾经是号手的夫人，跟他离婚后，又恢复了婚前的姓名。假如你不熟悉女同性恋者婚配礼仪的话，这看起来纯粹像是杂乱无章的巧合。他们成双成对地出入，但是很少能够同甘共苦，共驾一辆车，这种婚姻一般不能持续太久，因为一个总是往左，另一个总是往右。他们不知道一个简单的真理：被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促成的婚姻往往是不能正常运转的。
　　号手的前妻并没有把姐妹之家的地址选在破旧不堪的女子避难所附近，那里贴着这样的警句：“女人说给女人听。”一年前的《星期日增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史蒂文森女士已经打消了那种“男性不仅实行性别歧视，而且愚昧透顶”的想法，在这个题目下还引用了一位名叫格特·肯肖的女人的话。“男人们并不是我们的敌人，除非他们证明自己是。”她说，“但是假如他们仇视我们，我们必将仇视他们。”报纸上登了一幅她的照片，是个又黑又胖的老杂种，她使诺曼隐隐约约想起了芝加哥橄榄球队的黑人球星——“冰箱”威廉·派里。“你总想打败我，宝贝儿，我会拿你当蹦床跳的。”他经常这样喃喃自语。
　　那家伙虽然有趣，却和这事无关。这个城市里有一些男人和女人专门负责介绍并安排人们到这个地方来，它大约由其中一个女同性恋者，而不是某个委员会管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她们现在的处境和那个隐蔽的对手完全一样，彼得·斯洛维克之死使双方都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她们不像警察那样擅长于推测，除非有事实能够证明她们是错的，她们会坚持认为斯洛维克谋杀案和她们有关系，特别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八个月或六个月里他所介绍过的那个人。罗西的姓名已经从纷乱的头绪中显露了出来。
　　真不明白，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自己。以上帝的名义，为什么要这样做？要知道用别的办法也可以找到你所要找的东西。因为你毫无疑问是个警察。为什么要使他们害怕？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个黑胖子，格特什么的，很可能正站在那该死的会客室窗口，用望远镜观察着每一个走过这里的人。
　　答案就在这里。但是在他马上就要接近它的时候又偏离了它，由干线索太模糊以至于总是看不清楚。他杀害小号手和勒死穿浅褐色紧身短裤的红发妓女都是出自一个同样的原因——有某样东西从他的内心爬了出来，迫使他非这样做不可。那样东西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他不愿想它。最好别想。这样更安全些。
　　这时候，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野猫宫殿就在面前，251号正对着他。
　　诺曼迈着悠闲的步伐，从容不迫地穿过马路，走到杜汉大街双号那边，他知道任何监视者都不会惧怕一个远远地走在马路对面的家伙。他忍不住想象到，那个监视者一定是报纸上登出了照片、长得像只黑桶的家伙，左手提着一只实用的大工作包，右手举着一只高分辨率的野外望远镜。他稍稍放慢了脚步，提醒自己方万不可大意，她们的红色警报已经亮了。
　　这是一座用白色线条装饰的建筑，不完全属于维多利亚式风格，它讲述了世纪之交一位富有寡妇的故事。这座建筑从正面看好像很窄，但是诺曼正是在跟它差不多的那种住宅里长大的，他几乎可以肯定，它横跨了整个街区，和后边的大街相连。
　　由于到处都是这些该死的婊子们，诺曼提醒自己千万要小心一些，不要改变这种从容悠闲的步伐，不要在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把它吞下去，而是要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味。到处都有他妈的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