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是罗西吗？”不是比尔，是位女士的声音。“我是安娜·史蒂文森。”
　　“哦，是安娜！你好，你怎么样？”
　　水池中不断地发出唧——唧的声音。
　　“我近来不太好，”安娜说，“实际上是非常不好。发生了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情。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也许它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诚心诚意地希望如此，但是仍然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罗西坐了下来，这时她所感觉到的那种害怕一点也不同于在油画背面的硬纸板里发现了蟋蟀的感觉。“怎么啦，安娜？发生什么事了？”
　　在安娜对她讲述的过程中，罗西心中的恐惧在逐步升级。安娜说完后，问罗西是否需要暂时回到姐妹之家，来这里过夜。
　　“我不知道，”罗西麻木地说，“我需要想一想。我……安娜，现在我必须打一个电话。我会给你回电话的。”
　　她没有等安娜回答就挂上了电话，拨通411，问了电话号码后，又拨。
　　“自由之城。”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你好，请找史丹纳先生。”
　　“我就是史丹纳。”略带沙哑的声音回答道，听上去很滑稽。罗西有些迷惑，她忽然想起他和父亲共同经营这家商店。
　　“比尔，”她说。她的嗓子又干又疼，就像里面着起了大火。“我找的是比尔……他在这里吗？”
　　“小姐，请稍等。”当电话放下时传来一阵沉闷的金属滑动声，从远处传来：“比利！有位女士找你！”
　　罗西闭上了眼睛。她听见水池中传来似乎非常遥远的蟋蟀声：唧——唧。
　　漫长而无法忍受的等待。一滴眼泪从她左边的眼睫毛上滴落下来，滚到了脸颊上，接着右边也滚落了一滴。一支古老的乡村歌曲飘进她了的心中：“比赛开始了，我们仍旧为你骄傲……痛苦留在了心中……”她擦掉了眼泪。她这一生里擦掉过许许多多的眼泪。假如印度人关于肉体能够再生的说法是正确的话，她再也不愿意回忆起这一生是怎样度过的。
　　终于有人拿起了电话。“喂，你好？”她似乎是在梦中听到了这个声音。
　　“你好，比尔。”这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声音，也不仅仅是一般的耳语，它更像是一种略带沙哑的耳语。
　　“我听不见。”比尔说，“夫人，请你大声一点好吗？”
　　她不想大声说话。现在她只想突然挂掉电话，但是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假如安娜的分析是对的，就意味着罗西正在被一个家伙一步步紧逼着，那个家伙迟早会发现比尔，那时他将遇到麻烦，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麻烦。她清理了一下嗓子，又试了一遍：“比尔吗？我是罗西。”
　　“罗西！”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嗨，你好吗？”
　　他的声音真挚自然，毫不装腔作势。这使事情更加糟糕。她感到好像有一把尖刀在她的内脏中上下搅动。“星期六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了，”她很快地说着，眼泪不断地从眼睫毛下面渗出来，吧嗒吧嗒掉落得越来越快了，‘我绝对不能跟你出去，那天我一定是疯了，以为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你当然能！罗西，看在基督份上，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他的声音听上去惊慌失措，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他一点儿都没有生气，但那声音里透着真正的恐慌。惊慌失措会使事情更加糟糕。她无法容忍。
　　“别给我打电话，也别来找我。”她告诉他。突然，她好像清楚地看见了诺曼，他站在大雨瓢泼的大楼对面，大衣领子立了起来，路灯模模糊糊照亮了他的下半个脸，有点儿像理查德·莱辛小说中那个凶狠野蛮的恶棍。
　　“罗西，我不明白——”
　　“我知道，实际上这样更好。”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断断续续地继续说着，“离我远一些，比尔。”
　　她迅速挂上了电话，目光在上面停留了一会儿，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哭出了声音。她用手背把放在膝盖上的电话机推开，机座掉在了地上，话筒发出了嗡嗡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星期一晚上催她进入梦乡的蟋蟀的合唱声。她突然无法忍受，感到那声音如果再持续三十秒钟，自己的脑袋就会立即裂成两半。她走到墙根，蹲在地上，一把揪下了电话插头。
　　她想站起来，两条腿却直打哆嗦，几乎要支撑不住身体了。她干脆坐在地板上，手捂着脸，让眼泪在脸上自由自在地流淌着。她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安娜一遍又一遍地说，她并不能最后确定，甚至请罗西也不要就此断定她的怀疑。但是罗西却完全可以肯定，这件事正是诺曼干的。诺曼就在这里，他已经失去了健全的心智。诺曼杀害了安娜的前夫，彼得·斯洛维克，而且正在四处寻找她。
　　7
　　他透过餐馆的橱窗玻璃往里面看时，只需再过四秒钟就能遇上他妻子的目光，但是被他错过了。在离开热茶餐馆五个街区远的地方，诺曼转身走进一家叫做“五元店”的打折商店，商店的广告牌上写着：“本店所有商品一律不超过五元！”广告语印在一幅做工拙劣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画下面，林肯长满大胡子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对于诺曼来说，这幅肖像画酷似一个曾经被他逮捕的勒死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家伙。准确地说，这个商店离自由之城租赁抵押店只有几步之遥。他买了一副遮阳镜和一只棒球帽，打算今天伪装一下自己的外表。
　　作为一名有十年经验的老牌侦探，诺曼坚信伪装这种玩意儿只有在侦探电影、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以及万圣节狂欢这三种情况下才派得上用场；在白天尤其不起作用，化装就是化装，伪装就是伪装，一眼就能被人识破。他最新结识的朋友彼得·斯洛维克最终向他承认说，他把他那位流浪街头的妻子罗西送进了新时代的妓院——一个叫做姐妹之家的地方。这里的姑娘们对鬼鬼祟祟地围着这座城堡晃悠的捕食者特别敏感，对于这些女孩儿来说，妄想狂不仅仅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门艺术。
　　棒球帽和墨镜使他实现了这一目的——他为这个黄昏所计划的一切，用他当侦探后第一个搭档戈登·萨特维特的话来说，就是“玩儿一个小游戏”。戈登也喜欢强制他的年轻助手，每当需要伪装之前都告诉他们说，现在来做一种叫做“旧胶鞋”（意为老侦探）的游戏。戈登臃肿不堪，身上发出臭味，不停地嚼烟叶，是个长了一口大黄牙的酒囊饭袋，诺曼从第一眼看见他时就鄙视他。戈登当过二十六年警察，九年侦探，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过感觉。而诺曼找到了。他讨厌跟这种人谈话，但有时必须跟他谈，甚至在黑暗中进行侦察时还要与他配合。他工作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多年来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他。它使他顺利地完成各种案子，并使他得到提拔，这些案子把他变成了一个媒体争相报道的“有出息的家伙”。就像对所有有组织犯罪的调查那样，在那次调查中，调查人员一直追踪的主要线索慢慢消失了，而这件缉毒案与其他案子的区别就在于，诺曼是这件案子的负责人，这也是从事警察生涯以来第一宗由他负责的案子。在找不到线索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做了所有警察都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他选择了直觉，把他的前程全部托付给了这种感觉，一切都按照直觉的启发去做，毫不畏惧地勇往直前。
　　对于诺曼来说，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小游戏”，只有多声部合唱。当你感到困惑时，去找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的一切地方，把你的内心全部打开，甚至不要放弃任何似乎没有价值的琐碎想法，以及大量不成熟的假设，在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好像坐在一只慢慢划动着的船舱里面放长线钓大鱼，不停地重复着扔出去、收回来的过程，等待着鱼儿上钩。有时什么收获也没有。有时你只能钓到一根树枝或一只旧胶靴，或者连饿极了的烷熊都不肯吃的某种鱼。
　　但是，有时你也能钓到很好吃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