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件最近少多了。在他刚回到波奈尔的第一周，一天有时有 二十四封信和八、九个包裹，大部分是通过东缅因医疗中心转递的，少数是寄到波奈尔邮局的（对波奈尔三个字的拼写也是五花八门）。
　　大部分邮件都是些在生活中寻找依靠的人寄来的。有想要他签名的孩子，有想要和他睡觉的女人，有寻求忠告的失恋男女。有的寄来幸运符，有的寄来算命的天宫图。许多信都充满宗教色彩，其中错别字很多，使他想起他的母亲。
　　这些信向他郑重宣告说，他是个先知，是来带领疲倦，失望的美国人走出荒野的。他是一个象征，表明世界未日即将来临。到十月十六日为止，他已经收到八本哈尔·森德赛的《过去的伟大地球》——他母亲一定会很赞赏这本书的。人们催促他以基督的名义阻止年轻人的放荡。
　　还有一小部分来信对他持否定态度，通常是匿名的。有一个来信者在一张黄纸背面上称他是个反基督的人，敦促他赶紧自杀。有四，五封信问他谋杀你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感觉。许多人写信指责他欺骗。一个人写道：“预感、心灵感应，都是瞎扯！你是个骗子！”
　　他们还寄东西，那是最糟的。
　　赫伯每天下班途中，都要在波奈尔邮局停一下，领取一些大得放不进邮箱的包裹。附在包裹中的条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可怜的尖叫：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这围巾是我哥哥的，他1969年出去钓鱼时失踪。我相信他还活着。告诉我他在哪里。这支唇膏来自我妻子的梳妆台。我认为她有外遇，但不能确信。告诉我她是否有外遇。这是我儿子的身份证套。他放学后从不马上回家，在外面呆好几个小时，我焦虑万分。告诉我他在干什么。
　　一位北卡罗莱纳州的妇女——天知道她怎么知道他的，八月份的记者招待会并没有上全国性的媒介——寄来一块烧焦的木头。她在信中解释说，她的房子被烧了，她丈夫和五个孩子中的两个被烧死了。消防部门说是电线短路造成的，但她不能接受这种解释。一定是有人纵火。她要约翰尼摸摸烧焦的木头片，告诉她谁是纵火犯，这样这个魔鬼就可以被关进监狱，终其一生。
　　约翰尼一封信也没回，用自己的钱把所有的东西都退了回去（甚至连那块烧焦的木头），什么也没说。他的确触摸了某些东西，大部分什么也没告诉他，就像那个悲伤的妇女寄来的焦木块一样。但是，当他触摸某些物品时，令人不安的形象就像梦一样出现。大部分毫无线索，在几钞钟内，一幅图画形成和消失，没有留下任何具体的东西。但是，有一个东西……
　　那是一块围巾，那个妇女希望发现她哥哥到底出了什么事。那是一块白色的针织围巾，非常普通。但当他摆弄它时，他父亲的房子突然消失了，隔壁电视机的声音忽高忽低，最后变成了夏天昆虫催眠似的鸣叫和远处水波的拍击声。
　　他闻到森林的气味，阳光穿过大树射了下来，地上非常泥泞，像沼泽一样。他很害怕，非常害怕，但他头脑还很清醒。如果你在辽阔的北方迷了路，又惊慌失措，那你就完了。他不停地向南走。自从他和斯蒂夫。罗基和洛冈分手后，已经两天了。他们野营的地方（但地名想不起来了，它在死亡区域中）靠近河边，可以钓到蹲鱼。这是他的错，他喝醉了。
　　现在他可以看到他的包靠在一棵吹断的树枝上，树枝上长满了青苔，草地上处处有白色的枯树枝露出来，就像白骨一样。他能看到背包，但够不到它，因为他刚才走开撤尿，走进了一块非常泥泞的地方，湿泥几乎立即淹到他的靴子顶上，他想退出来，找块干点儿的地方便一下，但他出不来。他出不来，因为这根本不是泥。这是……其它的东西。
　　他站在那里，无助地四处张望，希望找个能抓的东西，几乎要笑起来，这处境太荒唐了：他本要找个地方撒尿，却落入一片流沙中。
　　他站在那里，直到流沙无情地淹到他的膝盖时，他才真正开始紧张起来。他开始挣扎，忘了如果进入流沙，最好的办法就是静止不动。很快流沙就淹到他的腰部，现在已经齐胸了，像一个巨大的棕色嘴唇一样吮吸着他，使他难以呼吸。他开始呼救，但没有人过来，只有一只肥硕松鼠跳到他的背包上，用黑亮的眼睛看着他。
　　现在沙已经到他脖子了，那种浓浓的气味直扑他的鼻子，他的呼喊声减弱了，因为流沙无情地压着他，使他窒息。鸟群吱吱喳喳地飞过，绿色的光柱像铜一样穿过树林，流沙升到他的下巴。他将要孤零零地死去，他张开嘴，最后喊了一声，流沙灌进他的嘴巴，流到他的舌头上，流进他的牙齿间，他在吞咽流沙，再也喊不出声……
　　约翰尼一身冷汗醒过来，全身布满鸡皮疙瘩，围巾紧紧地抓在他的两手之间，呼吸短促，急迫。他把围巾扔到地板上；它像一条扭曲的白蛇一样盘在地上。他再也不愿碰它了。他父亲把它放进一个邮袋寄了回去。
　　但是现在，邮件开始越来越少。那些难以理喻的人们又发现了新的偶像。记者们再也不打电话要求采访了，一来是电话号码变了，而且不公开，二来是这故事已成昨日黄花了。
　　罗戈尔·杜骚特为他的报纸写了一篇冗长愤怒的文章。他宣称整个事件是一桩残酷而乏味的恶作剧。约翰尼毫无疑问从参加记者招待会的其他记者那里获得了某些信息。他承认，他姐姐安妮的呢称的确是特瑞。她很年轻时就死了，可能死于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但所有这一切只要你去打听就能搞到。他使这一切显得合乎逻辑。文章没有解释既然约翰尼从没离开过医院，他怎么可能得到这些信息，但大多数读者都忽略了这一点。约翰尼对此更是毫无兴趣。那件事情已成过去，他不想再创造新的。如果他写信给寄围巾的那位妇女，告诉她她哥哥在找地儿撒尿时误入流沙，被流沙吞没了，这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会使她更安心还是能使她生活得更好呢？
　　今天只有六封信。一封是电费帐单，一封是赫伯在俄克拉荷马的堂兄寄来的明信片。一位女士寄给约翰尼一个十字架，在基督的脚下用金字写着“台湾制造”。山姆·魏泽克寄来一张便条。一个小信封上的发信人地址让他眨眨眼坐了起来：莎·赫兹列特，十二街，班戈尔。
　　莎拉。他撕开信。
　　他母亲葬礼后两天，他收到她的一张慰问卡。在卡的背面，她用斜斜的笔迹写道：“约翰尼——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我从收音机上听到你母亲去世的消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不幸的事，你个人的痛苦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你也许已不记得了，但在车祸发生的那个晚上，我们谈起过你的母亲。我问你，如果你把一个天主教徒带回家，她会有什么表示，你说她会微笑着欢迎我，并塞给我一些宗教小册子。我从你微笑的样子可以看出你很爱她。我从你父亲那里了解到她变化很大，但主要是因为她爱你，不能接受所发生的一切。我猜她的信仰最后得到了报答。请接受我诚挚的问候。如果现在以后我能为你作什么，请告诉我一莎拉。”
　　他回了信，感谢她的慰问卡和关心。他写得很谨慎，怕流露出真情和说错话。她是个已婚妇女，他对此无能为力。但他的确记得有关他母亲的谈话——以及那晚上许多其它事情。她的卡片唤起了对那个晚上的回忆，他以一种痛苦多于甜蜜的心情给她回信。他仍然爱着莎拉·布莱克奈尔，他不得不常常提醒自己她已不在了，已被另一个比她大五岁的女人和一个小男孩的母亲所替代了。
　　现在他从信封中抽出一张信纸，迅速例览了一遍。她和她儿子要去肯尼巴克和莎拉大学一，二年级时的室友斯蒂芬妮。康斯但丁（那时叫斯蒂芬妮·卡斯雷）过一周。她说约翰尼可能还记得她，但约翰尼不记得了。瓦尔特留在华盛顿，为公司和共和党的事要忙三周；莎拉认为也许她可以到波奈尔看看约翰尼和赫伯，一起过一个下午，如果这不打扰的话。
　　“你可以打斯蒂芬的电话818一6219找到我，在十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之间的任何时候都行。当然，如果你觉得别扭的。可以直接打电话告诉我，我能理解。向你们俩问好——莎拉。”
　　约翰尼手里拿着信， 看着庭院和对面的树林，森林已经变成褐色了，好像上星期才变的一样。树叶很快就会落下，然后冬天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