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一家电影院见到伊冯·韦特林的。第二场电影散场时，她正泪眼汪汪地在座位周围找自己的坤包。里面有驾照，还有支票簿、工会会员证、一张信用卡、出生证明影印件和社会保险卡。尽管他相信坤包已被偷走了，但并没说出口，而是帮她找了起来。有时似乎他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奇妙的世界里，因为当他们准备放弃寻找时，他却发现那个坤包就在离他们三排的座位下。他猜测可能是看电影时有人伸腿把它踢到了那里。当她表示感谢时，紧紧地拥抱着他，又流了泪。拉里感到自己像一名美国船长一样地告诉她，他希望带她出去买些汉堡包或其他一些东西来庆祝一下，因为他确实饿了。伊冯说由她请客。拉里像个英俊的王子一样答应了下来。
　　他们已开始互相拜访。不到两周，他们的关系就有了飞速的发展。拉里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在一家书店当店员，并同一个叫作“快节奏漫游者＆空前低音段乐队”的小组一起录制了一首爵士歌曲。这个名字事实上是该小组最好的东西，不过，节奏吉他手是约翰尼·麦考尔，这个人后来继续组织了“破衣雷姆南特”，并成为一支确实优秀的乐队。
　　拉里和伊冯走到了一起，对拉里来说一切都变了样。其中之一就是有了空间，有了自己的空间，为此他付了一半的租金。伊冯买来了窗帘，他们弄来一些旧货店的家具，并一块儿整修了一遍，乐队的其他队员和伊冯的一些朋友也经常光顾。屋子白天亮堂堂的，晚上则充满了加利福尼亚微风的清香。这是一种桔子的清香，令人讨厌的是有时会从窗户飘进来烟雾。没人来的时候，他就和伊冯看看电视，有时她也会给他带回一听啤酒，坐在椅子扶手上摸他的脖子。这是他们自己的空间，是一个“家”，十足的家。有时他会在夜里大睁双眼躺在床上，而伊冯就熟睡在身边，他对自己感到如此之好而表示惊讶。然后他会慢慢地进入梦乡，那是真正的睡眠，他再也一点儿不想鲁迪·马克斯的事了，至少是这样的。
　　他们一起生活了14个月，一切都很完美，直到最后6个星期左右。当时伊冯已病了，部分原因归结于拉里当时正忙于那套世界专辑。他整天呆在书店里，然后又到约翰尼·麦考尔的家里，整个小组仅在周末才练习一次，因为另外两个家伙还要上夜班。他们中的两个人对一些新东西感兴趣，或许只是想在老古董中发现一些新东西吧。约翰尼称这套专辑为“真正的”作品，音调像“除我之外没别人”和“我珍贵的爱情双镜头”。
　　后来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伊冯已把晚饭准备好了。那是一顿真正的家常饭。这位姑娘经过很好的训练，烧得一手好饭菜。饭后他们来到起居室，打开电视机，看连续剧。再往后就是莋爱。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一切似乎都属于他，没有什么事能使他的思路混乱。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如此美好的事了，再也没了。
　　他意识到他哭了一会儿，甚至有一阵儿对自己坐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像一个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一样在太阳下哭泣感到烦恼。随后他想到的是，他有权为失去的东西哭泣，他有权对发现事情的本来面貌感到震惊。
　　他母亲是三天前死去的。她是躺在默西医院门厅里的一张吊床上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当时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也急着要死的其他人。当她要离去时，拉里就跪在旁边。看到妈妈的死，以及身边升腾起的屎尿的恶臭味，昏迷者的胡话，快要窒息者的呼哧声，精神错乱者的胡言乱语，失去亲人者的哭喊，他认为自己可能会疯的。妈妈最终还是没能认出他；没有最后的告别时刻。她的胸腔最后停在半鼓状态，就像汽车的重量压在了内胎上一样，非常缓慢地往外泄气。他在她身边蹲了十来分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完全混乱的方式想他应等到死亡证书签了字，或有人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为止。但显而易见的是事情已经发生，而且随处都在发生。这里已成了疯子之家。也没有面孔严肃的年轻医生走过来表示同情，然后开动这架死亡机器。早晚他的母亲也会像袋燕麦一样被运走的，他不想见到这一幕。她的手包放在吊床下。他发现其中有一支钢笔和一个小发夹，还有支票簿。他从支票簿的背后撕下存款单，写上她的名字、住址，计算了一会儿后又把她的年龄写了上去，用小发夹把它夹到了她的外套兜上，开始哭了起来。他边哭边吻了吻她的面颊就逃开了。他感到自己像一个逃兵。尽管街上满是疯狂的人群，病人和来来往往的军队巡逻兵，在街上他就感到情绪好了一些。现在他可以去坐在那张长椅上，为更多的普通事而伤感了：在洛杉矶的这段时间里，他已失去了退休金，他也丢掉了自己的专业。当他同伊冯在一起看那世界专辑时，他已意识到应为鲁迪准备一张床和迟到的爱。在鲁迪这件事上，他最感伤心，他希望能归还给鲁迪他保存了6年的25块钱。
　　那只猴子是在2点15分死去的。
　　它呆在那根栖木上，面无表情地坐着。双手托着下巴，眼睑开始乱抖，然后就掉了下来，叭地一声摔在了水泥地上。
　　拉里再也不想坐在那里了。他站了起来，漫无目标地朝通向大型音乐台的林荫道走去。约15分钟前，他还远远地听到了那鬼哭狼嚎的叫声，但现在公园里的唯一声响，似乎就是自己鞋后跟敲击水泥地的声音和鸟叫声。那些鸟显然没有传染上这场流感。它们真是太幸运了。
　　当他走到音乐台附近时，发现观众席的长凳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可能有50岁了，但看上去要年轻一些。穿着看来非常昂贵的灰绿色便裤和丝质无肩外套……听到拉里的脚步声，她抬起头，四处张望了一下。她手里拿着一粒药丸，像扔一粒花生米一样，漫不经心地把它扔进了嘴里。
　　“您好！”拉里问候说。她面色平静，眼睛发蓝，闪烁着机警的光芒。她带一副金框眼镜，笔记本点缀着一些看来像貂皮的东西。手指上有四只戒指：一个结婚戒指，两个钻戒和一个猫眼绿宝石戒指。
　　“噢，我不是一个坏人。”他说道。滑稽的是他想说，据他猜测，她手上带的东西可能得值两万块钱。当然了，它们可能是假的，但她看上去并不像一个戴人造宝石的女人。
　　“不，”她说，“你看上去就不像坏人，而且你也没得玻”她的声音在最后一个词上提高了一些，使得这句话有了半询问的性质。她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平静；她一边脖子有点儿抽搐，在那蓝色双眼的敏锐目光后面，也有拉里今天早上刮胡子时在自己眼中所发现的那种悲哀。
　　“是的，我想我也没生玻您呢？”
　　“没什么事。您知道鞋上粘了一块冰淇淋包装纸吗？”
　　他低头看了一下，确实如此。这可把他弄了个大红脸。他单腿站着，试图扯掉那张包装纸。
　　“您怎么像只鹤一样，”她说，“坐下试一试。我叫丽塔·布莱克莫尔。”
　　“很高兴认识您。我叫拉里·安德伍德。”
　　他坐了下来。她伸出手，他轻轻地握了下，手指压着了她的戒指。然后他小心翼翼地从鞋上扯下那张包装纸，一本正经地把它扔进长凳旁边那个会说“这是您的公园，请保持清洁！”的垃圾筒内。这使他感到滑稽，于是他就仰头大笑了起来。这也是他自从那天回到家发现妈妈躺在房间的地板上以来第一次真正开心的笑，又发现这样笑一笑的快感并没变化，感到极其宽慰。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大笑，而不是抿嘴微笑。
　　丽塔·布莱克莫尔盯着他微笑着，他又一次被她的平易近人而且雅致大方的风度所吸引。她就像一个来自欧文·肖小说中的女人。但那个女人是妓女，也可能是他还是个小孩时人们为电视创造的一个人物。
　　“听到你走过来时，我都想躲起来了，”她说，“我以为您是那个带着破眼镜满口奇谈怪论的人。”
　　“那个鬼哭狼嚎的人？”
　　“是你这样称呼他还是他这样称呼自己的？”
　　“是我称呼他的。”
　　“他非常聪明，”她说道，边打开她那饰有貂皮（可能的吧）的包，从中取出一包薄荷味香烟，“他让我想起了疯掉了的第欧根尼。”
　　“是吗？但看起来却像个真正的恶魔。”拉里这样说着，又笑了起来。
　　她点着烟，深吸了一口，然后将烟吐了出来。
　　“他也没生病，”拉里说道，“但其他大多数人都病了。”
　　“我们楼里的这位看门人看起来很健康，”丽塔·布莱克莫尔说，“他仍在坚守岗位。早上出来时我给了他5美元。我自己也不明白，是因为他很健康，还是因为他在坚守岗位？您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是的，您当然不知说什么好了。”她把烟盒放回包里，他看见里面有一支左轮手枪。她注意到了他的目光。“这是我丈夫的。他是纽约一家大银行的总经理。即使出席鸡尾酒会他也随身不离地带着它。有人问他为什么总是带着这家伙，他就会说：‘我是纽约一家大银行的总经理。’他是在两年前死去的。得的是中风玻后来他用领带上吊了。您会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等同于用靴子自杀的那老一代人吗？但哈里·布莱克莫尔却是用领带自杀的。我喜欢这支枪，拉里。”
　　一只燕雀落在他们面前的地上，在地上啄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