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阵阵连珠炮似的反对、辩论和裁定声中，奥尔登在梅森引导之下，继续谈到：罗伯达接到格雷斯·玛尔的信以后，如何决定去莱柯格斯，并寄住在牛顿夫妇家里。她在格里菲思公司找到了工作以后，家里人就很少见到她了。一直到六月五日，她回到农场来小憩，并给自己添置了几件衣服。
　　“她没有说过什么自己要出嫁吗？”
　　“什么都没有说过。”
　　不过，她写过一些长信——当时他并不知道是写给谁的。还有，不知怎的她心里一直闷闷不乐，身体也很不好。有两次，他看见她在哭，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知道她不愿意让人看见她在哭。她从莱柯格斯打来过几次电话，最后一次是在七月四日或五日，是她动身的前一天——这他可记得一清二楚。
　　“她动身时带了哪些东西？”
　　“她的手提包和她的那只小箱子。”
　　“现在要是把她带的那只手提包拿来给您看，您还认得出吗？”
　　“认得出，先生。”
　　“是不是这只手提包？”（地方检察官梅森的一个助手拿来一只手提包，放在一张小方桌上）
　　奥尔登看了一眼，用手背擦擦眼睛，一本正经地说：“是的，先生。”
　　接下来——由于梅森对这次审理的整个进程都着意安排得富有强烈的戏剧效果——一个助手送上来一只小箱子——泰特斯·奥尔登和他的妻子、儿女们一见到它，全都号啕大哭。在泰特斯确认它是罗伯达的遗物以后，那只手提包和那只小箱子就先后被打开了。罗伯达添置的衣服、一些内衣内裤、鞋子、帽子、克莱德送给她的那套化妆用品、她父母、妹妹和哥哥弟弟的照片、一本旧的家庭烹调全书，还有一些匙、刀、叉，以及细盐瓶、胡椒粉瓶等等（全是她祖母给她的，她一直珍藏着，准备婚后用）——一件件都被高高举起，逐个确认清楚了。
　　这一切都是在贝尔纳普提出反对，梅森保证能“同本案联系起来”的情况下进行的。殊不知梅森怎么也联系不起来，因此，法庭明令将这些证据从开庭笔录中“通通勾掉”了。不过，这一场面所产生的凄怆效果，却深深地镌刻在陪审团成员的心里了。而且，贝尔纳普对梅森的这些策略的批评，结果只是引起了这位绅士大声怒吼：“我倒是很想知道，这儿到底是谁在主持公诉？”贝尔纳普当即回答说：“依我看，是本县法官的共和党候选人吧？”这一下子就引起哄堂大笑。梅森简直按捺不住，就大声嚷叫：“法官阁下，我抗议！这是一种既违背道德，而又违法的意图，想把跟本案与毫不相干的政治问题搀和在一起。它非常狡猾、恶毒，企图使陪审团认为：好象我，作为本县法官的共和党候选人，就不可能大公无私地对本案提起公诉。我现在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而且要求马上赔礼道歉，不然我对本案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奥伯沃泽法官认为这是一起非常严重违背法庭礼仪的事件，便把贝尔纳普和梅森都召来，听了他们心平气和、彬彬有礼地解释了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最后裁定说：双方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再含沙射影地提到政治局势，违者则以蔑视法庭论处。
　　虽然如此，贝尔纳普和杰夫森还是相互庆贺，认为：这么一来，他们对梅森的竞选及其利用本案以便达到个人擢升目的这一推论，已在法庭和陪审团面前奏效了。
　　可是，接下来还是听不完的证人作证！
　　现在，格雷斯·玛尔走上了证人席，滔滔不绝地说她是怎样以及在哪里头一次遇见罗伯达的——那时她是一个多么纯洁、清白、虔诚的姑娘。但是，打从她在克拉姆湖上结识克莱德以后，她又如何大大地变了样。她开始变得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给新奇古怪的冒险编造各式各样子虚乌有的托词——不妨举例来说，她晚上常常出去，深夜才回来；她说是星期六、星期日到某某地方去，其实她压根儿没有去——到最后，由于她格雷斯·玛尔毫不客气地对她提出了批评，她突然一走了之，连个地址都没有留下。不过，说实话是有一个男人的，而这个男人就是克莱德·格里菲思。因为，在去年九、十月间，有一天傍晚，她尾随罗伯达到了她的住处，远远望见她跟克莱德在吉尔平家附近转悠。他们伫立在树底下，克莱德还紧紧搂住她哩。
　　随后，在杰夫森的提示下，贝尔纳普开始讯问格雷斯·玛尔，向她提出一些非常刁滑的问题，试图了解清楚：罗伯达到莱柯格斯以前是不是就象格雷斯·玛尔所说的那么虔诚、随俗。可是，面容憔悴而又气恼的格雷斯·玛尔小姐，却一个劲儿说，直到那天她在克拉姆湖上同克莱德邂逅时为止，就她所知，罗伯达一向是个诚实、纯洁的人。
　　接下来是牛顿夫妇也就此事宣誓作了证。
　　随后是吉尔平一家人。妻子、丈夫、女儿们，挨个儿对自己看到的，或是听到过的事宣誓作证。吉尔平太太讲到罗伯达迁居她家的大概日期，说她随身带着一只小箱子和一只手提包——就是跟泰特斯确认的小箱子、手提包一模一样。迁入以后，罗伯达好象感到非常孤单。她，吉尔平太太，觉得这个姑娘怪可怜的，后来就向她出过点子，好让她有机会出去应酬交际，但被罗伯达一概谢绝了。不过，后来，在十一月下旬（是的，她，吉尔平太太，从来不敢向这么一位可爱而又端庄的姑娘提问过这件事），她和她的两个女儿偶然发觉：在深夜十一点过后，罗伯达在她房间里还招待过什么人，至于此人到底是谁，吉尔平太太也就说不上来。在这节骨眼上，贝尔纳普又通过反复讯问，竭力想引出一些招认或是一些印象来，让人觉得好象罗伯达并不是正如所有见证人所说的那么一种无懈可击的清教徒——可他这一企图并没有成功。吉尔平太太和她的丈夫显然很喜欢罗伯达，只是在梅森和贝尔纳普先后的压力之下，他们作证时才说到了克莱德深夜来找她的事。
　　接下来是他们的大女儿斯特拉作证说，去年十月下旬，或是十一月上旬，罗伯达迁入后不久，有一回她（斯特拉）看到她和一个男人——现在，斯特拉才认出此人原来就是克莱德——站在离屋不到一百英尺的地方，好象他们还在吵嘴。于是，斯特拉就停下来侧耳谛听。并不是他们的每一句话她都能听清楚，但在梅森开导式讯问之下，她说，她记得罗伯达是一个劲儿不让克莱德进入自己房间：“这样让人看了不好。”最后，他一转身就走了，罗伯达还站在那儿，伸出双臂，好象是在恳求他回来。
　　克莱德自始至终惊诧地瞪眼直瞅着。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事实上就是他和罗伯达的全部交往中——他一直自以为没有被人发现过。而眼前这些证据，毫无疑问，证实了梅森一开头所陈述的许多罪状，那就是：他，克莱德，完全知道这事具有犯罪性质，却蓄意诱使罗伯达去做她明明不愿意做的事——这一类证词，很容易使法官、陪审团，以及以农民为主的这个县里所有因循守旧的人对他产生了反感。贝尔纳普了解到这一点，就想难倒斯特拉，让她觉得自己也给搞胡涂了，怎么她认出的那个人就是克莱德呢。可是，结果反而又捅出来一些新情况：十一月里或是十二月初，就在上面那件事以后不久，她看见克莱德来时胳膊底下掖着一只什么盒子，敲了一下罗伯达的房门便进去了。当时，她一眼认出，此人就是那次在月夜跟罗伯达吵过嘴的年轻人。
　　接下来依次是惠甘和利格特。他们先后对克莱德和罗伯达到厂工作的日期，以及有关主管各部门的负责人不得跟女工交往的厂规作证。在他们看来，克莱德和罗伯达表面上的举止言行都是无可非议的，好象他们谁都是目不斜视，或则是偷看过别的什么人（利格特作证时就是这样说的）。
　　跟在他们之后，又是另外一些见证人。佩顿太太就她所知道的克莱德租住的那个房间的一些特点，以及他在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作了证。奥尔登太太作证时说，去年圣诞节罗伯达对她坦白地说过她厂里的顶头上司——克莱德·格里菲思，是厂主的侄儿——正在向她献殷勤，不过，这事暂时还得保守秘密。弗兰克·哈里特、哈利·巴戈特、特雷西·特朗布尔和埃迪·塞尔斯作证时都说，去年十二月间，克莱德经常应邀参加莱柯格斯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谢内克塔迪的一家药房老板约翰·兰伯特作证时说，一月间，有个年轻人找上门来，求他给一点可以堕胎的药，现在他认出那个年轻人原来就是被告。奥林·肖特作证时说，一月底克莱德问过他是不是知道有哪个医生可以给一个少妇帮帮忙——克莱德说那是格里菲思公司里一个职工的妻子，实在太穷，连一个小孩都供养不起，据克莱德说，她的丈夫还就这事向他求教过。接下来是格伦医生作证，说罗伯达是来找过他的，他看了报上照片，这才想起那就是她，不过，他接着又说，他恪守医德，怎么也不愿意满足她的要求。
　　随后是奥尔登的乡邻威尔科克斯。他在作证时说，大约在六月二十九日或是三十日，他正在厨房后面洗衣间里，碰巧罗伯达过来接长途电话，那是一个自称贝克的男人从莱柯格斯打来的。威尔科克斯听见罗伯达对他说：“不过，克莱德，我可等不了这么久。你知道我可等不了。我怎么也不愿意等了。”她说话时的语气，听起来很激动，很苦恼。威尔科克斯先生十拿九稳地说，“克莱德”这个名字，他可听得清清楚楚。
　　接着是威尔科克斯的那个说话大舌头、长得又矮又胖的女儿埃塞尔出来作证说，她一连三次接到过找罗伯达的长途电话，她都是赶快就去找罗伯达的。每次都是一个名叫贝克的男人从莱柯格斯打来的。有一回，她听见罗伯达管打电话来的那个人叫克莱德。还有一回，她听见罗伯达说，“不管怎么样，反正她等不了这么久。”不过，罗伯达说这话到底是啥意思，当时埃塞尔并不了解。
　　接下来是乡下邮差罗杰·比恩。他在作证时说，从六月七、八日至七月四、五日为止，罗伯达亲自交给他的信，加上她投入奥尔登农场交岔路口那个邮筒里的信，总共不少于十五封。他一口咬定说，这些信十之八九都是写给克莱德·格里菲思的，留交莱柯格斯邮局待领。
　　随后是莱柯格斯邮局主管留交待领信件的职员阿莫斯·肖沃尔特。他在作证时说，就他记忆所及，从六月七、八日至七月四、五日为止，克莱德（这个人名字他是知道的）曾来问过自己有没有信，而且一共收到了不少于十五六封信。
　　挨在肖沃尔特以后，是莱柯格斯某加油站经理R．T．比根。他在作证时说，七月六日早上，大约八点钟光景，他到菲尔丁大街去。那是在该城西郊，自北可通往莱柯格斯——方达电车线路上的一个站头。当时，他看见克莱德身穿一套灰衣服，头戴一顶草帽，手提一只棕色提箱，提箱一侧拴上一副黄色照相机三脚架，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把伞。克莱德住地的方向他是知道的，因此暗自纳闷：他干吗老远安步当车，走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在离他家不远的中央大道上，他就可以搭乘来往于方达—莱柯格斯之间的车。贝尔纳普在反复讯问这个见证人时，问对方既然远在一百七十五英尺之外，怎能宣誓作证说他看见的就是三脚架呢。可比根还是斩钉截铁地说是的，错不了——那是精光锃亮、镶上黄铜铰链的一副黄色木质三脚架。
　　比根说完以后，是方达火车站站长约翰·W·特罗埃斯彻。他在作证时说，七月六日早上（他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天他办过一些事还记下来呢），他卖给罗伯达·奥尔登一张到尤蒂卡的车票。奥尔登小姐他还是记得的，因为，去年冬天他就见到过她好几次了。她显得非常疲乏，象是闹病似的，拎一只棕色手提箱，仿佛就是眼前出示给他看的那只棕色手提箱。就是这个被告，特罗埃斯彻也记起来了，说他手里也拎着一只手提箱。火车站站长倒是没有看到这个被告特别注意那个姑娘或是跟她讲过什么话。
　　接下来是从方达开往尤蒂卡的那次列车上的乘务长昆西·B·戴尔。现在他记起来了，当时他发现克莱德就坐在后面一节车厢里。同时，他也发现有罗伯达。后来看了报上的照片，他都记起来了。她对乘务长和蔼地一笑。他还说过，她随身携带的这只手提箱，对她来说似乎太沉了，到了尤蒂卡，他可以叫一个司闸员帮她提下去。为此，她还向乘务长道了谢。他看见奥尔登小姐在尤蒂卡下车，进了车站就不见了。可是克莱德他却没有注意到。
　　随后，留在尤蒂卡车站行李房已有好长日子的罗伯达那只箱子，终于也验明了。在这以后，尤蒂卡的伦弗鲁饭店总经理杰里·K·克尔诺肖恩，验明了本店旅客登记簿，就在七月六日那一页上写着：“克利福德·戈尔登夫妇”。笔迹专家就在此时此地把这本登记簿上的签名，跟草湖和大比腾两旅店来客登记簿进行了比较，证实了这一签名都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这些笔迹，同罗伯达箱子里那张卡片上的笔迹也核对了一下，全都依次交给每位陪审员仔细查验过目，同样，也让贝尔纳普和杰夫森仔细查验过目。这些东西，他们两个都见过，只是那张卡片还没见过。因此，贝尔纳普又一次提出抗议，认为地方检察官不正当地、非法地、无耻地扣留了物证。于是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又长、又激烈的争论。事实上，第十天的庭讯也就这样收场了。
　　第二十二章
　　随后，到了第十一天，尤蒂卡的伦弗鲁饭店职员弗兰克·W·沙弗，回想到克莱德和罗伯达抵达旅馆时的情景和他们在那里的举止言行。他还讲到克莱德在来客登记簿上把他们俩写成：来自锡拉丘兹的克利福德·戈尔登夫妇。接着，尤蒂卡的明星男子服饰用品商店店员华莱士·范德霍夫，讲到了克莱德来店里买草帽时的举止和外表的样子。接下来是来往于尤蒂卡和草湖之间那一趟列车上的乘务员。以后是草湖旅店老板，还有女招待布兰奇·佩廷吉尔。她在作证时说，她听见克莱德在进晚餐时跟罗伯达在抬杠，好象是说不可能在那里弄到一份结婚证书——最好等到转天他们到了别的一个什么地方再说——这一证词对被告特别不利，因为这就把所谓的克莱德打算向罗伯达坦白的日期提前了一天，不过，杰夫森和贝尔纳普后经商量统一了说法，认为在坦白以前很可能得有一些预备阶段。在那女招待以后，就是把他们送到冈洛奇的那趟列车上的乘务长。在他以后，则是那个接送旅客的导游兼汽车司机，说克莱德讲了那儿有很多游客的怪话，还让罗伯达的手提箱留下来，可他自己的手提箱却随身带着，说他们俩是还要回来的。
　　接下来是大比腾旅店老板，还有那个出租游船的掌柜，以及在树林子里同克莱德邂逅的那三个人。他们的证词，对克莱德一案极为不利，因为他们都讲到他在遇见他们时露出那种骇怕的神态。接着讲的是如何找到那条小船以及罗伯达的尸体。还有海特后来赶到现场，在罗伯达外套口袋里发现了那封信。而且，有二十来个证人就上述各点先后作了证。接下来是那艘汽船的船长、那个乡下姑娘、克兰斯顿家那个汽车司机先后作证，讲到克莱德抵达克兰斯顿家时的情形。最后讲到（每一个步骤都加以说明，宣誓作证）他到达熊湖，以及如何追缉他和如何抓住了他——至于他被捕时种种情形，他还说过些什么话，那就更不用提了。所有这一切证词，对他确实是最大的打击了，因为克莱德的虚伪、推诿和惊骇全都被揭露无遗。可是，毫无疑问，对克莱德来说，最严重的、致命的证词，是有关照相机和三脚架，以及这些东西被发现时的情况——而且，梅森认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给他定罪。他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证实：克莱德在自己有没有三脚架和照相机这个问题上撒了谎。为此，他首先介绍厄尔·纽科姆作证。纽科姆作证时说，有一天，他、梅森和海特，还有其他与本案有关的人，把克莱德带到了他犯罪的地点。他，纽科姆，和一个本地人，名叫比尔·斯沃茨的（后来此人也来到了证人席），在一些横倒地上的圆木和矮树底下四处搜索，终于碰到了藏在一根圆木底下的那副三脚架。接着（这是在梅森开导之下说的，尽管贝尔纳普和杰夫森多次提出反对，可是照例都受到法官驳斥），他继续补充说，曾问过克莱德是不是有过一架照相机或是这副三脚架，他却回答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贝尔纳普和杰夫森一听这话，就大声嚷嚷，以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