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克利夫兰之后，看见珍妮那副高兴的面容，她这乐观的感情就得着一种鼓励。巴斯告诉她，说他们将来的日子一定很好。出了车站，他就带他们到新房子里去，并叫乔其记着回到车站的路径，准备过一会来照顾行李。
　　白兰德送给珍妮的钱，现在葛婆子身边还存五十块，有了这笔款子，就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添置一点家具。巴斯已经付过第一个月的房租，珍妮则已费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新房子的窗门和地板全部洗刷过，弄得一尘不染了。第一天晚上，他们就有两条新席子和被褥之类摊在洁净的地板上；又有一盏新的灯，从邻近一家铺子买来的，一只箱子，是珍妮从一家杂货店里借来的，预备擦地板时葛婆子可以在上面坐坐，并且已经预备了腊肠和面包，足以支持到第二日。当夜大家谈天，商量将来的事，一直谈到九点钟，这才都去睡了，只剩珍妮和她母亲两个。她们继续谈话，觉得一家的责任如今都落在珍妮身上，葛婆子已经觉得有些要依靠她了。
　　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这家小小的房屋就完全布置停当，共计添了半打新家具，一条地毯，以及几件厨房里的必需用具。最为难的事就是需要一个新炉灶，因为这笔费用不得不大大增加帐单上的负担。较小的孩子都已送进公立学校了，只有乔其决计叫他去找事情做。对于这办法，珍妮和她的母亲原都感到不公道，可是想不出什么法子来避免这样的牺牲。
　　“如果办得到的话，我们明年再送他上学，”珍妮说。
　　当这新生活似乎已经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和费用仅能相抵，就不免构成一种永远存在的威胁。巴斯本来是很慷慨的，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觉得每礼拜供给四块钱做自己的食宿费已经很够了。珍妮的收入全部都充家用，她以为只要好好替她领孩子，她是什么都用不着的。乔其到店铺里去做收送货款的店徒，每礼拜工资二元五角，起初是情愿全部充作家用的，后来才许他五角钱留作自用，也是公道的办法。葛哈德从光身做工的地方每礼拜邮汇五元回来，常叫他们要积贮一点，预备偿还科伦坡的旧债。这样，从全家人每礼拜总共十五元的收入里面，要支付吃的，穿的，房租，煤钱，并且有五十元的家具帐得每月抽付三元。
　　这一个局面到底如何应付，那得请那些侈谈社会贫穷现象的适意人们自己费点心去想一想了。单是房租和煤和灯这三项，已经要消费二十元一月的巨款；吃的一项也不幸而属必要，又须加上每月二十五元；此外还有衣服，家具帐，零碎帐，偶然要有的医药费，以及诸如此类的项目，都靠剩下来的十一元里支付，这其中究应如何办法，就请适意的读者们用热烈的想象去猜想吧。然而他们居然应付过去了，而且这一家满怀希望的人暂时都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
　　在这期间，这个小小家庭便是一幅值得我们观赏的诚实而忍耐的劳动的图画。葛婆子象家里雇用的仆人一般工作着，而且绝对得不到衣服，娱乐，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的报酬。每天是她第一个先起来生火，火生好了，就得接着做早饭。在她拖着一双垫着报纸的破拖鞋悄悄往来工作的当儿，她往往要去看看尚在酣眠的珍妮，巴斯，和乔其，心中抱着天生的神圣同情，觉得他们用不着起得太早，也用不着工作得过于劳苦。有时候，她得去叫醒可爱的珍妮，却先要呆了一会，凝视她睡眠中非常宁静的苍白脸儿，心里觉得悲痛，以为人世待她未免太薄了。这样看过了一会，这才把她的手轻轻放在珍妮肩膀上低声叫道，“珍妮，珍妮，”直到那疲倦的睡眠人醒来为止。
　　等到他们起来，早饭总已经预备好了。每天他们回家的时候，晚饭也总是预备好了的。每个孩子部分得葛婆子的一份儿注意。至于那外孙女儿，当然尤其照料得周到。她常常说，只要孩子们有人替她出外跑差使，她是用不着衣服和鞋子的。
　　孩子们当中，珍妮是充分了解她的母亲的；只有她具有完全的孝心，努力要减轻母亲的负担。
　　“妈，这个让我来做。”
　　“现在，妈，那个交给我吧。”
　　“你去坐一会儿，妈。”
　　这些就是她们两人之间那种不会衰耗的感情的日常表现。原来母女之间向来就有一种完全的谅解，日子过得愈久，这种谅解就自然的推广而加深了。珍妮看她母亲一辈子关在家中，心里很是不忍。她每天工作的时候，总想到母亲正在看守等候的那个卑微的家庭。她自己所常希求的那种种的舒服，她多么渴望母亲得能享受啊！
　　14
　　珍妮受雇在联桥夫人家里的那些日子，实在是可以增长学问见识的。这个大家庭对于珍妮，简直就是一个学校，不但足以使她增长服装上和礼貌上的见识，并且足以使她构成一种人生哲学。原来联桥夫人和她的丈夫，讲架子之足，是无以复加的，讲设备之善，便是风雅的代表，至于待客，宴会，以至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那简直就是好礼貌的化身了。联桥夫人不时谈及自己的性情，总用一句警句指出她的人生哲学。
　　“人生就是一场战斗啊，我的亲爱人儿。你如果要获得什么，就须奋斗着去求取它。”
　　“见有可以帮助你的地方而不知道利用它来达到你的目的，在我看来就是傻。”（这是她在薄施胭脂的时候说的。）“大多数的人是生来就笨的。这样的人就只配做他们所能做的事。缺乏风雅是我所轻视的；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
　　这些经验之谈，大都不是对珍妮直接宣说的。珍妮虽然从窃听得来，她那幽静而沉思的心却觉得这一些话确实有意义。这一些话就如同种子一般，在良好的土地上扎根而生长了。她开始获得一种地位和权力的稀微概念。这种东西也许不是为她而有的，可是世界上确实有这种东西，而且一个人只要运气好，就可改善他的处境。但她一面工作一面不住的疑惑，不知这种好运气怎样可以到她身上来。如果人家知道她的历史，还有谁肯跟她结婚呢？她的这个孩子叫她怎么说法呢？
　　她的孩子，她的孩子——这是一个超越一切而摆脱不开的兼具快乐和恐惧的题目。她只希望能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替她做点什么！
　　那第一个冬天，事情是十分顺溜的。由于精打细算，孩子们都有衣裳穿，都得进学校，房租也不拖欠，家具店的帐款也能每月付清。有一次，好象这种家庭生活有些不容易继续下去了，那是当葛哈德写信来说要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信上说，到圣诞节工厂要停工几天。他自然渴望到克利夫兰来看看新的家庭生活究竟怎么样。
　　葛婆子如果不恐怕闹出事来，她是完全欢迎丈夫回家的。珍妮得到消息，曾经同母亲商量过一会，葛婆子又跟巴斯商量，巴斯的意思是叫她们不要害怕。
　　“别着急，”他说；“他不会怎么样的。如果他要闹，我来同他说话。”
　　等到葛哈德回来，原不能平安无事，但还不至象葛婆子所害怕的那么糟糕。他是下午到家的，巴斯，珍妮，和乔其都出去工作了。两个较小的孩子都到火车站去接。他进门的时候，葛婆子很亲热地接待他，可是她心里怦怦跳着，知道那不可避免的发见马上就要来的。事实上，她确乎也瞒不了好久。葛哈德到家才几分钟，就去开开前面的卧室。床上铺的白色褥垫上，有个可爱的孩子睡在那里。他当然立刻知道她是谁，可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那是谁的孩子？”他问道。
　　“是珍妮的，”葛婆子虚弱地回答。
　　“几时到这里来的？”
　　“来了不多时，”她慌张地回说。
　　“我猜她也在这里吧，”他不愿提起她的名字，带着轻蔑的语气说；这桩事情是他早已料到的。
　　“她现在一家人家工作，”葛婆子用一种央告的语调说。“她现在很好了。她没有地方可去。你饶了她吧。”
　　葛哈德自从出门之后，在思想上忽然逐渐开朗起来。在他那宗教的冥想中，他曾经发生过某种不可名状的思想和情感。他祷告的时候，曾经对上帝承认自己当初不该对女儿那样态度。可是他仍旧决不定将来该怎样对付女儿。她总曾犯过一桩大罪；这个观念是他无法摆脱的。
　　那天晚上珍妮回家，父女的会见是不可避免的。葛哈德明明看见她进来，却装作专心看报的样子。葛婆子虽然已经求告他不要不理珍妮，却还怕他的言语行为要叫珍妮难受。
　　“现在她来了，”她向他坐着的前房门口说；可是他不肯抬头。“你总得和她说话呀，”这是房门未开以前她的最后的央告，但是他没有回答。
　　珍妮进来时，她的母亲低声说，“他在前房呢。”
　　珍妮面孔发白，把拇指放在嘴唇上，踌躇不决的站着，不晓得怎样应付这个局面才好。
　　“他看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