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这是一个很别致的想法。我觉得并不怎样令人满意。”
　　“我也不满意，”他微笑说。“顶多只能说，既然得出某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一个人就只能尽力而为。”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有一件工作要在这里做完，然后回美国去。”
　　“回去干什么？”
　　“生活。”
　　“怎样生活？”
　　他的回答很冷静，但是，眼睛里闪出一种好笑的神气，因为他料准我会完全意想不到。
　　“不急躁，对人随和，慈悲为怀，丢掉一个我字，不近女色。”
　　“高标准！”我说。“那么，为什么要不近女色？你还年轻；女色和吃饭一样是人这个动物最强的本能，你这样抑制它是否明智呢？”
　　“所幸的是对我说来，接近女色只是寻欢作乐，而不是出于生理需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印度的那些哲人主张不近女色可以大大增强精神的力量，这话说得再确当没有了。”
　　“我还以为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在肉体需要和精神需要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呢。”
　　“印度人认为这恰恰是我们西方人所没有做到的；认为我们有了许许多多的发明，许许多多的工厂和机器以及生产出来的商品，总想把幸福建筑在物质上，但是，幸福的取得并不靠这些，而是靠精神。他们而且认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毁灭的道路。”
　　“你以为美国那种地方对实现你的理想适合吗？”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适合。你们欧洲人一点不理解美国。因为我们积聚了大笔财富，你们以为我们只是要钱。我们一点不要钱；我们一有钱就拿来花掉，有时候花得好，有时候花得不好，但我们总是花掉。钱对我们说是不在话下的，它只是成功的象征。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是认为我们把理想放错了地方，我认为一个人能够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自我的完善。”
　　“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拉里。”
　　“这种理想值不值得人努力去实现呢？”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以你这样一个人，对美国这样一个贸贸匆匆、忙忙碌碌、目无法纪、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族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无异想要赤手空拳阻止密西西比河的河水不流。”
　　“我可以试试。是一个人发明轮子的；是一个人发现引力的定律的。没有一件事情不会产生影响。你把一粒石子投入池中，宇宙就不完全是它先前那样子。把印度的那些圣者看作生无益于时，是错误的。他们是黑暗中的明灯。他们代表一种理想，这对他们的同类是一帖清凉剂；普通的人可能永远做不到，但是，他们尊重这种理想，而且生活上始终受到它的影响。一个人变得纯洁完善之后，他的性格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使得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很自然地去接近他。如果我过着给自己安排的那种生活，它也可能影响到别人。这种影响也许并不比石子投入池中引起的涟漪影响更大，但是，一道涟漪引起第二道涟漪，而第二道又引起第三道涟漪；很可能有少数几个人会看出我的生活方式带来幸福和安适，而他们也会转而把自己所学到的传给别人。”
　　“我不知道你可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作对，拉里。要知道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过去用拉肢架和火刑架镇压他们害怕的意见，现在早已放弃不用了；他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更恶毒的毁灭武器——说俏皮话。”
　　“我这个人相当顽强，”拉里微笑说。
　　“好吧，我只能说你有点个人收益总算有你的狗运。”
　　“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如果不是靠这点钱，我就没法像过去那样天南地北地跑。可是，我的学徒阶段结束了。从现在起，它将成为我的包袱。我要扔掉它了。”
　　“这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事。你打算过的那种生活之所以可能，唯一靠的就是经济上不仰求别人。”
　　“相反，经济上不仰求别人，将使我计划的那种生活成为没有意义。”
　　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来。
　　“这对印度那些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也许很合适；他可以在树下过夜，而那些虔诚的人，为了结缘，都很愿意把他的讨饭钵子装满吃的。可是，美国的气候对露宿是很不相宜的，而且我虽然不敢自命对美国十分了解，至少有一件事是美国人全都同意的，就是要吃饭就得工作。可怜的拉里，恐怕你还没有起步，就会被人当作流浪汉抓到教养院去了。”
　　他大笑。
　　“我懂。人得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我当然要工作。我到达美国之后，将要设法在汽车修配厂找一个工作。我是个相当好的机械工，想来这不大困难。”
　　“这一来，你不是把本来可以派用场的精力浪费掉？”
　　“我喜欢体力劳动。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看书看不下去了，我就从事一个时期的体力劳动。我觉得这样能使人精神振作起来。记得有一次，我读斯宾诺莎传，读到这位哲学家为了糊口不得不打磨镜片，作者非常愚蠢地认为这对斯宾诺莎是很大的折磨。我敢说这对他的理智活动只会有好处。别的不谈，单单使他暂时不去苦思苦想那些哲学问题，也就够了。当我冲洗车子或者修理汽化器时，我的脑子是不去想什么的，而当我把手里的工作做完之后，我会有一种乐滋滋的味儿，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事情。当然，我不会在一个汽车修配厂永远待下去。我离开美国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得重新熟悉它。我将设法找一个卡车司机的工作。那样的话，日子长了，我就会把美国全都跑到。”
　　“你大约忘记钱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节省时间。生命太短促了，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那样多，所以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比如说，你从一个地方徒步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不坐公共汽车，又如搭公共汽车而不坐出租车，你将浪费多少时间？”
　　拉里笑了。
　　“讲得很对，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出租车来解决这个困难。”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将在纽约定居下来，别的理由不说，还因为纽约拥有最大的图书馆。我只需要很少一点生活费；我对住宿的地方毫不在乎；一天只要吃一顿饭就够了；等我把美国要逛的地方全逛到了，我将会省下一笔钱来买一部出租车，自己当司机。”
　　“你应当关起来，拉里，你疯了。”
　　“一点不疯。我很懂事，也很实际。当一个出租自己的汽车的司机，我每天开车子的时间只要够我的食宿和车子的折旧就行了。其余的时间可以用来从事别的工作。如果有什么急事要上哪儿去，就可以开自己的出租车去。”
　　“可是，拉里，一部出租车和政府公债一样也是财产，”我故意说这话逗他。“而占有一部出租车，你就是一个资本家。”
　　他大笑。
　　“不然。我的出租车只是我的劳动工具，无异于托钵僧的手杖和食钵。”
　　这样打趣一番之后，我们的谈话中止了。我久已看出，咖啡馆里的客人愈来愈多了。一个穿晚礼服的人离我们不远坐下，叫了一份很丰盛的早餐；他那疲倦而带有满足的面容，说明他过了一夜风流，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余味。几位老者，由于年纪大睡觉少，都起身很早；他们一面一本正经地喝牛奶咖啡，一面从深度眼镜里读着晨报。年纪轻一点的人，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得破烂，匆匆走进来，三口两口吞下一个面包，喝掉一杯咖啡，就赶往写字间或者店铺去。一个干瘪老太婆挟了一捆早报进来到处兜售，但是，看上去好像一份也没卖掉。我从大玻璃窗户望出去，看见天色已经大亮。一两分钟后，电灯全都熄掉，只有这家大咖啡馆的后面一半还开着。我看看表，已经七点过了。
　　“来点早饭怎样？”我说。
　　我们吃了油炸面包和牛奶咖啡；油炸面包是新出锅的，又热又脆。我人很疲倦，无精打采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但是，拉里却像平时一样精神，眼睛奕奕有神；光滑的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看上去顶多只有二十五岁。咖啡使我振作了一点。
　　“容许我给你一点忠告，拉里。我是不大给人忠告的。”
　　“我也不大接受人家的忠告，”拉里回答，咧开嘴一笑。
　　“在你处理掉你那一点点财产之前，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一旦脱手之后，就永远不会回来。说不定有一天你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别人迫切需要钱用，那时你就会后悔莫及，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他回答时，眼睛里带有嘲笑的神气，但是，丝毫不含恶意。
　　“你比我把钱更加看得重。”
　　“我很重视，”我直率地回答他。“要知道，你一直有钱，而我并不如此。钱能够给我带来人世上最最宝贵的东西——不求人。一想到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够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真是开心之至，你懂吗？”
　　“可是，我并不要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而如果我要骂的话，也不会因为银行里没有存款就不骂。你懂吗，钱对你说来意味着自由，对我则是束缚。”
　　“你是个讲不通的家伙，拉里。”
　　“我知道。这没有法子。反正时间还早着，我要改变主意，尽来得及。我要等到明年春天才回美国。我的画家朋友奥古斯特·科泰把萨纳里的一所村舍借给我，我打算在那边过冬。”
　　萨纳里是沿里维埃拉的一个不大出色的海滨休养地，介于班多尔和土伦之间。艺术家和作家不喜欢圣特罗佩那些花花绿绿的宗教仪式的，常到这里来。
　　“那地方就像一潭死水那样了无生气，你如果不在乎这一点就会喜欢它。”
　　“我有事情要做。我搜集了一大堆资料，预备写一本书。”
　　“写的什么呢？”
　　“写出来后你就会知道，”他微笑说。
　　“书写成之后，你假如愿意寄给我，也许我可以设法替你出版。”
　　“你不用费心。我有几个美国朋友在巴黎办了个小小的出版社。我跟他们谈好替我印出来。”
　　“可是，这样出版一本书很难指望有销路的，而且不会有人给它写书评。”
　　“我不在乎有人给它写书评，也不指望出售。书的印数很少，只预备寄给我的印度朋友和在法国的少数可能对它感兴趣的人。它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写它出来只是为了把搜集到的数据处理掉，而出版它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印出来才能弄清楚它是什么货色。”
　　“这两条理由我都懂得。”
　　这时我们的早饭已经吃完，我叫侍役开帐。账单来时，我把它递给拉里。
　　“你既然打算把你的钱全部送光，老实不客气，这顿早饭要你请了。”
　　他大笑，把钱付掉。坐了这样久，我人都僵了；走出咖啡馆时，觉得两胁在痛。秋天早晨的空气非常新鲜，人很好受。天是蓝的，德·克利希大街在夜里是那样一条肮脏的通道，现在却显出一点活泼气象，就像一脸脂粉的消瘦妇人走着女孩子的轻快脚步，看去并不讨厌。我向一部过路的出租车打一个手势。
　　“带你一段路怎样？”我问拉里。
　　“不用。我预备步行到塞纳-马恩省河边，找一处洗澡的地方游泳一下，以后还得上图书馆去，我有些东西要查。”
　　我们拉了手。我望着他的两条长腿大踏步走过马路。我这块料可没有他硬挣，所以坐上出租车回到旅馆。走进客厅时一看，已经八点过了。
　　“一个年纪大的人在这个时候才回家，”我向玻璃罩里的裸体女子不以为然地说；一八一三年以来她一直就横陈在时钟上面，身体的位置在我看来极端不舒服。
　　她继续望着自己在镀金铜镜里的镀金铜脸，而那座钟的回答只是：滴答、滴答。我放了一盆热洗澡水；一直泡到水不太热时，方才把身体擦干，吞下一片安眠药，把瓦勒里的《海葬》带到床上去看（书刚巧放在床头柜上），一直看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