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个桃红色城市的朋友结局怎么样？”
　　“两年后我去南方的一个叫马都拉的地方；一天晚上，在庙里有人碰碰我的胳臂；我转身看时，瞧见一个留了胡须和长头发的人，只在腰间围了一块布，拿一根手杖和圣徒化缘的钵子。直到他开口，我才认出是谁，原来就是我那位朋友。我惊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他问我这两年做些什么，我告诉了他。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特拉凡哥尔；他叫我去见见西里·甘乃夏。‘他会传授给你你寻求的东西的。’我请他谈谈这个人，他只是笑笑，说一切见面自知。那时候，我对这些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就问他在马都拉干什么。他说，他正徒步到印度各地朝圣。我问他食宿怎样解决的。他告诉我，有人家肯借宿，他就睡在凉台上，没处借宿就睡在树下，或者在庙里安身；至于吃的，有人施舍就吃，没有就饿肚子。我看看他，说‘你瘦了’。他大笑，说他觉得瘦了更好受。接着他就向我告别，听这个腰间只围一块布的人向我说英语‘Well， so long，old chap.〔注：“再见，老弟”。〕，真是滑稽——后来，他就走进了庙中的内室，那是我进不去的。
　　“我在马都拉待了一个时期。这庙恐怕是印度唯一的可以让白人随意走动的庙宇，只有庙中最圣洁的部分不能进去。天黑以后，庙里挤满了人，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男人赤膊穿件围腰布，额上，往往连着胸口和胳臂，都涂上牛粪烧剩的白灰。你看见他们在这个或那个神龛面前膜拜，有时候，整个人匍匐在地上，脸朝下，行五体投地礼。他们祈祷并且朗诵连祷经文；他们相互叫唤，招呼，斗嘴，热烈争辩。一片邪恶的吵闹声，然而，莫明其所以然，上帝好像近在咫尺而且活灵活现。
　　“你穿过许多长厅堂，厅堂的屋顶都有雕塑的柱子撑住，靠近柱子下面都有一个托钵僧人坐着：每人面前放一只化缘的碗，或者一小块席子，让虔诚的人不时丢一个铜板。他们有些穿着衣服，有些几乎是赤身裸体。有些在你经过时瞠目望着你；有些念着经，或者读出声来，或者默诵，对川流不息的人群彷佛毫不察觉。我想在他们中间寻找我那位朋友，但是，就此见不到他了。想来他已经开始自己预定的行程了。”
　　“那是什么呢？”
　　“不再堕入轮回。根据吠陀经义，真我，即他们称作阿特曼而我们称作灵魂的，与身体及其感觉，与心灵及其智力，都不相同；它不是绝对的一部分，因为绝对由于是无限的，就不能有部分而只能是它本身。灵魂不是创造出来的；它亘古以来就有了，而当它终于解脱掉愚昧的七重蒙蔽之后，就会回到它原来的无限去。它就像海里蒸发起来的一滴水，在一场雨后坠进水潭，然后流入溪涧，进入江河，通过险峻的峡谷和广袤的平原，迂回曲折，络石萦林，终于抵达它所由升起的无垠大海。”
　　“但是，这一小滴可怜的水，当它重又和大海合为一体时，肯定是失去个性了。”
　　拉里咧开嘴笑。
　　“你要尝尝糖的味道，你并不要变做糖。个性除掉表现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外，还会是什么？除非灵魂摆脱掉自我中心的最后痕迹，它就不能和绝对合为一体。”
　　“你谈起绝对来，好像很熟悉，拉里，而且这个名词非常冠冕堂皇。它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实。你没法说它是什么，你也没法说它不是什么。它是无法表达的。印度称它为大梵天。它是无在而无所不在。万物都蕴涵它，仰藉它。它不是人，不是物，不是因。它没有属性。它凌驾在久与变之上，整体与部分之上，有限与无限之上。它是永恒的，因为它的完善与时间无关。它是真理和自由。”
　　“我的老天！”我肚子里寻思，但是对拉里说道：“不过，一个纯理智的观念怎么能成为受苦人类的慰藉呢？人总是要求一个人化的上帝，俾能在苦难时祈求安慰和鼓励。”
　　“也许在遥远的将来，通过更大的洞察力，人类有一天将会看出只有在自己的灵魂里面寻找安慰和鼓励。我自己以为崇拜个人化的上帝只是古代祈求残忍神祇的蛮性遗留。我相信上帝只在我心里，此外哪儿都没有。如果是这样，我应当崇拜谁呢？崇拜我自己？人的精神发展是分不同阶段的，因此在印度人的想象中，绝对就表现为大梵天、毗湿奴、湿婆和上百种其他名称。绝对在‘自由’（即宇宙大神）里，它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也在那些卑微的神物里，那些在太阳烤得滚烫的田里的农民放一朵花供奉的卑微的神物。印度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只是些用以达到使自我与至高的我合为一体的手段。”
　　我望着拉里，一面沉思。
　　“我不懂的是什么使你向往这种严峻的信仰，”我说。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觉得那些宗教的创始人有种使人觉得可悲的地方，因为他们要你信仰他作为得救的条件。看上去好像他们要倚靠你们的信心才能对自己有信心。这使你联想起古代那些异教的神祇，如果没有信徒的祭祀，就会变得日益憔悴。吠坛多的不二论哲学并不要求你凭信仰去接受什么；它只要求你具有认识现实的热烈欲望；它断言你能够像感到快乐或痛苦一样有把握地感觉到上帝。而且今天印度有许多人——以我所知总有成百上千的人——自认已经做到这一点。我对于人可以通过知识达到最高现实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满意。在后期，印度的圣徒有鉴于人类的软弱性，承认通过爱和通过工作也可以得到解脱，但是，他们从来不否认最高但是最艰难的途径是通过知识，因为知识的工具是人类最宝贵的能力，即他的理智。”
　　七
　　这里我得先行交代一下，我并不想在本书里阐述所谓《奥义书》〔注：印度最古经典《吠陀》的最后一部分。〕的哲学体系。我懂得太少了，但是，即使懂得很多，这也不是阐述《奥义书》教义的地方。我们的谈话很长；拉里告诉我的比这里写的要多得多，但是，这本书说到头毕竟是部小说，不适宜把拉里讲的话全都记录下来。我想到的只是拉里。下面不久我就要讲到拉里所要采取的行动；我觉得至少要提一下他的那些哲学思考，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稀罕经验，否则就会使人觉得他的那些行径不合乎人情；除掉这个原因，我根本不会涉及这样一个复杂绕人的宗教问题。他的声音非常悦耳，连最最随便的一句话都带有说服力；他的脸部表情经常随着他的思想在变化，从严肃到轻快，从沉吟到嬉戏，就像钢琴在许多小提琴猛然奏起一个协奏曲的几个主题时发出的涟漪一样；而使我感到恼火的是，所有这些我休想用语言形容得了。尽管在谈正经事情，他谈时却很自然，口气就像平时谈话一样，也许有点踟躇，但是丝毫不勉强，犹如在谈天气或者庄稼。如果读者有一个印象好像他在说教，那完全是我的过失。他的谦虚，和他的诚恳，都是一望而知的。
　　咖啡馆里已经稀稀落落，剩下没有几个人了。那些闹酒的早已离开。两个靠爱情做生意的可怜虫也已经回到他们肮脏的寓所。不时走进来一个满脸倦容的人要一杯啤酒和一块三明治，或者一个好像还没有完全睡醒的人要一杯咖啡。都是些脑力工作者。一个是值完夜班回家睡觉；另一个是被闹钟惊醒，一肚子不愿意去参加冗长的一天劳动。拉里似乎对时间和对周围情况都毫不察觉。我这一生中碰到的离奇事情可多着。我曾经不止一次差一点儿送命；曾经不止一次几乎做下风流勾当而且自己心里明白；曾经骑一匹小马沿着马可波罗当年通往传说中的中国那条路穿过中亚细亚；曾经在彼得堡一间整洁的会客室里一面喝俄国茶，一面听一个穿黑上衣条纹裤子的、和声和气的矮子谈他怎样暗杀一个大公；曾经坐在议会大厦一间客厅里倾听着海登〔注：十八世纪，奥地利作曲家。〕的恬静温柔的钢琴三重奏，而飞机的投弹则在外面爆炸着；但是，这些遭遇我觉得都不及眼前这样离奇：在一家花花绿绿的咖啡馆里，坐着红丝绒椅子，听拉里一个钟点接一个钟点谈下去，谈上帝和永恒，谈绝对和厌倦的没完没了的轮回。
　　八
　　拉里有几分钟没有说话。我不想催他，所以等着。接着，他向我友善地一笑，彷佛突然又察觉到我。
　　“当我到达特拉凡哥尔时，我发现根本不用打听西里·甘乃夏的下落。人人都知道他。有好多年他都住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但是，最后被人劝说迁移到平原上来，由一位施主舍出一块土地，给他造了一间土砖墙的房子。这里离首府特里几得琅有很长一段路，我花了整整一天，先是坐火车，然后坐牛车，才到达寺庙。在院子的进口处，我碰见一个年轻人，问他能不能见到师长。我带了一筐水果，这是通常的觐见礼。几分钟后，年轻人回来，领我到一处长轩，四周围全是窗子。在长轩的一角，西里·甘乃夏坐在一张蒙着虎皮的平台上参禅。‘我在等你呢，’他说。这使我感到诧异，但是，猜想大约是我在马都拉的那个朋友跟他谈到我的。可是，当我提起这个朋友的名字时，他摇摇头。我把水果呈上，他叫年轻人把水果拿走。这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看看我，没有说话。我不记得这样的沉默有多久；可能有半小时。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的仪表；但没有告诉你他身上焕发出的那种宁静，那种善良、平和、无我的气息。我一天旅行下来，人又热又疲倦，但是，逐渐感到完全安静下来。在他没有再开口之前，我已经知道他就是我要访求的人了。”
　　“他说英语吗？”我打断他。
　　“不。可是，你知道，我学语言相当快。我已经学了不少泰米尔语，使我能在南部和人应对。他终于开口了。
　　“‘你来做什么的？’他问。
　　“我开始告诉他，我是怎样来印度和怎样度过这三年的；怎样根据人家传说某某人多么智慧、多么圣洁，我一个个找上门，但发现他们谁也没能给我满意的答复。他拦着我。
　　“‘这我全知道。用不着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
　　“‘希望你做我的师父，’我回答。
　　“‘只有大梵才是师父，’他说。
　　“他以一种古怪的神情死命盯着我瞧，后来，突然身体变得挺硬，眼睛像是转为内视，看得出他的人进入印度人叫做的入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我之分开始消失，人成为绝对知识。我盘膝坐在地上，面向着他，心怦怦跳。经过了不知多久时间，他叹口气，我知道他已经恢复正常知觉。他以慈爱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住下吧，’他说。‘他们会告诉你住宿的地方。’
　　“他们拨给我的住处就是西里·甘乃夏初次来到平原时住的那间土砖墙房子。他现在日夜住的长轩是在他的门徒聚集得越来越多，和有更多的人慕名而来之后兴建的。为了不至引人注目，我改穿了舒适的印度服装，而且皮肤晒得黝黑，除非你特别注意到我，否则，很可能把我当作是本地人。我读了许多书，一个人思索；在西里·甘乃夏高兴讲话时，听他讲。他不大讲话，但是，你有问题问他时，他都愿意回答。听他讲话，真使人振奋；听上去就像音乐一样。他自己虽则在年轻时持戒律极严，但并不要求自己的门徒照做，只是劝导他们摆脱私心、情欲、声色的奴役，告诉他们通过静穆、克制、谦虚、退让，通过专心致志，通过对自由的孜孜向往，他们就可以得到解脱。人们常从三四英里外的一个镇市赶来求他；那儿有一座著名的庙宇，每年都有大群的人来赶庙会；人们从特里凡得琅来，从辽远的地方来，把自己的苦难告诉他，向他请教，听他的教导；离开时，全都胸怀舒畅，心定神安。他的教导很简单。他教导说，人都比他自视的为高，而智慧是解脱之道。他教导说，要脱离苦海并不一定要出家，只要去掉一个我字。他教导说，行事不怀私心使心地纯洁，责任为个我并入大我提供机会。但是感人最深的并不是他的那些教导而是他的为人，他的慈祥，他的气度，他的圣洁。只要能见到他的面，就是福气。同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幸福。我感到终于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的。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日子过得想象不到地快。我打算住到他死为止，因为他告诉我们，他不打算在这躯壳里待多久了，不然就是等我有一朝大彻大悟，那就是终于冲破愚昧的藩篱并且深信不疑自己与绝对合而为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