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有性的要求吗？”医生问。
　　“没有，”我说。为了讲得再明确些，我又补了一句：“一丝一毫也没有。”
　　对方没有马上接口。是医生感到吃惊了？从他的脸上我可看不出一点表情。我想反正这是彼此都一目了然的事，所以就又说道：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是心里负疚的缘故。”
　　这时埃德温·伦敦医生开口说了他那天讲得最长的一句话。
　　“你是不是觉得你对詹尼的死……负有什么责任呢？”
　　我是不是觉得我对詹尼的死……负有什么责任？我立刻想起詹尼去世的那天我曾情不自禁起过一死了之的念头。不过那只是一闪念。我懂得妻子得白血病，那不是丈夫造成的。可是……
　　“可能有一点吧。我好像一度有过这样的想头。不过我主要还是生我自己的气。有很多事情我就是没有能趁她在世的时候替她办到。”
　　沉默了一会儿，伦敦医生才说道：“举个例子看呢？”
　　我又谈起了我跟家庭的决裂。说因为詹尼的出身地位跟我稍有差异（其实差异可大着呢！），我就借跟她结婚一事，来向世人宣告我脱离家庭而独立了。看吧，腰缠万贯的老爸，你看我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
　　只有一件事我失败了。我弄得詹尼很不痛快。不只是在感情上。当然在感情问题上我就已经弄得她够苦恼了，因为她敬爱父母的那种感情之深那真是没说的。可是更使她苦恼的，是我坚决不肯再拿父母一个子儿。在我这是大可引以自豪的事。可是，唉！詹尼是从小生长在穷苦人家的，要是到头来还是落得一点银行存款都没有，对她来说这种日子跟以前又有什么不同可言？又有什么优越可言？
　　“就为了迁就我这口傲气，她不得不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
　　“依你看她也认为这是她作出了牺牲？”医生问道。大概他根据直觉认定詹尼始终没有出过一句怨言。
　　“大夫，今天再去揣测她当时是怎么个想法，已经没有意思了。”
　　他对我看看。
　　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真怕自己要……要哭出来了。
　　“詹尼已经死了，可我直到今天才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多么自私。”
　　歇了半晌。
　　“怎么呢？”
　　“那是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詹尼申请到了那么一笔奖学金，本来可以到法国去继续深造。可是到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她却二话没说。两个人就是一个心眼儿：结了婚就留在坎布里奇，让我进法学院读研究生。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又是一阵沉默。伦敦医生没有开口。所以我就又继续叨叨下去。
　　“我们觉得不这样办就行不通，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就是为了我这口要命的傲气！就是为了要表明我的事业生涯比她的重要！”
　　“可能有些情况你并不了解，”伦敦医生说。他是想减轻我的内疚，不过这种手法不见得高明。
　　“反正我了解她以前从来也没有去过欧洲！我才了解呢！我难道就不能先陪她到法国去，宁可迟一年再来当我的律师？”
　　大概他以为我是看了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资料，事后想起才感到不胜负疚的。他完全想错了。我所以这样痛心，倒不是因为我阻碍了詹尼的“进一步深造”，而是因为我没有能让她赏赏巴黎的风光，一睹伦敦的胜迹，领略领略意大利的情调。
　　“你明白啦？”我问他。
　　又出现了冷场。
　　“你就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听听我的意见？”他问。
　　“我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明天五点再谈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他也把头点点。我于是就走了。
　　为了冷静冷静自己的头脑，我就顺着公园大道一路走去。一方面也好准备准备，迎接这底下的一步。明天就要开始动手术了。在心灵上开刀，我知道那不能不疼。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就是不知道到底收效如何。
　　一连去谈了个把星期，这才接触到了俄狄浦斯那一套。
　　哈佛园里的宏伟大楼巴雷特堂，是谁家造的？
　　“是我们家祖上出资造的，为的是要买个好名声。”
　　“为什么呢？”伦敦医生问道。
　　“因为我们家赚的钱不干不净。因为当年我们家的祖上率先办起了血汗工厂。别看我们家好像很热心慈善事业，那只是近年来才学会的消遣。”
　　说来奇怪，这段历史我倒不是在写巴雷特家族史的什么书上看来的，而是在……在哈佛听说的。
　　那是我念本科四年级的那年，我因为学分不够，得想法捞几个容易到手的学分来充充数。所以除了其他许多课程以外，我还选了一门“社科108”，即“美国工业发展史”。讲课老师是一位所谓激进派的经济学家，名叫唐纳德·沃格尔。这位先生由于讲课中脏话连篇，在哈佛史上早已声名久着。而且他教的课还有一点非常出名，那就是：这几个学分压根儿就是奉送的。
　　（“我就不相信考试，考试是混帐，不折不扣的混帐，简直混帐透了！”沃格尔这句名言一出口，学生中总是欢声雷动。）
　　说课堂里座无虚席还是没有道出那种盛况。应该说是人满为患，那些不用功的运动员，那些用功过了头的医预科学生，全来听课了，大家图的都是一样：听这门课可以用不到做作业。